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见仁见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互相勾结、联手压迫中国人民，这种深重的压迫必然导致革命----光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彻底”，必须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更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几十年过去，造反者变成执政者。拜改革开放路线之賜，中国确实富强了，开始对外投资和开辟市场，从全世界赚钱。却发现，过去抨击揭露英、法等列强欺负中国的那些帽子，有朝一日也落到中国头上，中国竟然会被许多中国投资对象国的民情舆论，指责为“经济侵略”“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

中国人很不习惯被别人扣上“经济侵略”“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哭笑不得之余，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中国近代史，再来反思我们一百多年来对外国资本，以及中国资本的许多抨击，在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就认为：中国自己在当代的遭遇，启示了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发现外国资本和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是过去所批判的那样邪恶。外国资本为中国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只是拿走了他们应得到的（或许比应得的多！）剩余价值或利润；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在夹缝中成长，在艰难中引领中国社会前行，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至少可以说是中坚之一。

马勇的这一系列观点，从根上颠覆了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势必成为一个高度争议性的话题。转载他的文章如下，供各位参考。

最近许多网友在我推荐的文章之下跟帖评论，我非常感谢。但是其中有些人，斗争哲学学得好，批判旗帜举得高，根本没看我推荐的文章说的是什么，就立即“拿起笔做刀枪”。例如……算了，我不举例了。任何文章都是可以批判的，没有思想禁区，但是拜托各位，批判之前，看看你批判的对象是怎么说的、瞄准靶子如何？我想起一位学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清末有些军队其实武器装备并不差，枪不错，子弹也足，但是遇到外敌，却还是一败涂地。原来，他们不是瞄准射击，而是在对方攻来时，在战壕里对空放枪！枪声震天，十分热闹，但是那子弹不知飞往何处了！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两大主题

----外国资本和中国资产阶级

马勇，马勇公众号mayonghistory

传统史家认为，近代中国的外国资本是西方携其炮舰之威进入的，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因其本身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具有革命与妥协多重性格，由此也就没有领导中国完成现代化的资格、能力。其实，如果放到现代化背景去考察，外国资本的资本之外的诉求，我们过去的估计或许过高；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看，他们或许不是政治上最合适的领导阶级，但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资产阶级一直是中外沟通的桥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引领者。

一、近代中国的外国资本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

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

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在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中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

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

《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

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

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洋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作用。

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

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

二、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在过往几十年，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被划为社会结构中的最末层，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