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合影
有一天我和光明日报的资深记者王燕琦兄喝酒聊天，他突然提出一个问题：砍柴，你说中共那些早期大牛们，在长征中开会商量对策，各人操一口老家的方言，如何交流呀？
这确实是个问题。燕琦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口地道的京腔，对方言的兴趣反而胜过我这种在北方26年依然带湖南口音的人。我当时敷衍了一句：大约说方言的人，听方言的水平也比较高，再说，他们是在说不太标准的“官话”，而非完全的方言。
后来，我听过几段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后的讲话录音，那还是照着讲话稿念的工作报告，真是纯粹的湘潭口音呀，电影里毛的配音只是带一点湘语口音的普通话。参加会议的人对着会议下发的领导人讲话的书面稿，当然明白。如果一旦伟大领袖即兴讲话，指点江山，我估计一些听会者，恐怕如堕五里雾中。
由“一大”13位代表说起
毛曾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像斯诺抱怨1918年秋天他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时受到的冷遇：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这还真不能怪傅、罗二公，毛那口湘潭话本地非长株潭的人听得都困难，别说人家一个山东人和一个浙江人了。
有一年我去参观上海远志路的“中共一大”会址，会场有一群蜡像：众代表围着一张长桌上坐定，仰视着站立的毛泽东做洗耳恭听状，毛拿着一卷文稿，一副领袖群伦的范儿。按当时毛在党内的地位论应当不符合历史真相。于是我询之讲解员，讲解员做了一个非常讲政治的艺术化回答，说当时毛是会议的书记员，将大家发言记录完毕，然后站起来说：我把记录念一遍，发言者听一听看是否记错了。----毛当时确实是记录者。
不过问题又来了？那些代表的发言，毛能听懂多少？毛的发言，他们又能听懂多少？还是一一分析吧。
13名一大代表中除了毛，还有何叔衡、李达、周佛海是湖南人。何叔衡是宁乡人，在长沙时是与毛朝夕相处、一起办新民学会的老大哥，他的话毛自然听得懂。李达是永州人，1909年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在京十多年，他的官话应当比毛强得多，即使带些永州口音交流无障碍。周佛海是湘西沅陵人，说的是西南官话，和四川、贵州话接近，口音也比较好懂。
除了4位湖南人外，还有5位湖北人：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刘仁静、包惠僧。其中陈潭秋和包惠僧是毛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黄冈老乡。湖北人说的也是北方官话，如果不说本地土语，而是说书面语，湖南人听懂没问题。
(嘉崎 编辑)
“一大”的主持人、真正的核心人物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萍乡距离长沙比南昌还近，张在长沙读过中学，后来成为北大的学生领袖。他发言应该操一口带萍乡口音的官话，毛也听得懂。
另一位代表邓恩铭是贵州人，17岁考入济南省立一中读书。他的贵州话湖南人听起来没问题，再加上在北方时间长，官话应该不错。
剩下的两位代表：王尽美是山东人，说书面语带山东口音，交流无障碍。陈公博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老乡。他如像其乡前辈康圣人那样操一口广东白话。这13人中，交流最有障碍的就是他了。不过好歹是北大毕业的，官话说得不会太差吧？
反过来，毛说一口湘潭话，能凑合听懂的估计也就是两湖9位代表加上张国焘吧？
古代武装集团为何以地域为中心
古代社会的武装集团往往以地域为中心。这当然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大有关系，武装集团的组织、动员一定是以某个地方某人为中心，一帮同乡跟着干，事情做成了就成了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功勋集团。比如刘邦的丰、沛集团、光武中兴刘秀的南阳集团，以及唐朝李渊父子的关陇集团。
但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不可忽视，就是同一地域的人说同一种话，便于信息交流。比如元末大起义中，形成一个个地域集团，也可以说是方言集团。韩山童、刘福通和郭子兴、朱元璋这两拨，是淮河流域的，说的是淮泗一带的方言。南方的徐寿辉、陈友谅是“湖北话集团”。张士诚则是“吴语集团”。到了清末，造反的太平天国高层是“客家话集团”，敉平洪杨的湘军、淮军集团内自然是湖南话和安徽北部话当家。
一个朝代建立之初，皇帝的家乡话一定在高层颇为流行。汉朝初期，刘邦和萧何、樊哙等人在长安城说着丰县、沛县话无障碍交流；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南京城和他的凤阳、定远等地的同乡功臣说着家乡话。
随着开国日久，王朝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后来的皇帝宫中长大，开始说标准的京师口音----自然是全国的正音，大臣们听起来自然无障碍。而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的各地士大夫呢？他们在京师久了，也会学着京师口音。明清时期，官场的人多操一口“蓝青官话”。
“百度百科”对“蓝青官话”的解释是：
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赶考、做官、经商的人日渐增多，天长日久，就都学会了北京话，却又多少带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为“官话”。
但由于古代人在学语言最佳的童年、少年时期并无“普通话”或“国语”训练----砍柴郎亦是如此，我的小学、中学语文教师都用方言授课，等我到北方上大学后，吃尽了苦头。一个人科举出仕后再开始用“官话”，而每个人所成长的地域、做官的早晚以及语言学习的天赋不尽相同，所以他们讲“官话”，水平差异颇大。像康有为这种39岁才考中进士的广东人，即使说“官话”，外省人听起来也困难。
不过那时候臣子向皇帝禀报，多采用上奏章的形式。感谢方块字，不因口音而有差别，使中国疆域如此辽阔、方言如此繁多的国家，有一种在精英阶层通行的交流方式。皇帝召见大臣单独廷对的机会不多，即使召见，多是寒暄、勉励性质的，大臣的话皇帝听不懂也没问题。
光绪帝曾经单独召见过康有为。后来康有为吹嘘说：
历时至九刻钟之久，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也。
(嘉崎 编辑)
九刻钟就是两个多小时，可见皇帝如何殷殷求教于康圣人了。但康好吹牛的毛病世人皆知，反正光绪帝又不会和他对质。而当时和他一起应召的张元济记录则是另一个版本：
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门外，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
也就是说皇帝那一个上午接见5人。怎么可能有两个多小时听康有为操一口他听不懂的广东话纵论天下呢？张元济的记录中“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荣禄）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一是瞧不起康有为此等“幸进之徒”，而是这位北京城长大的满大人也听不懂康圣人的广东话呀！张元济记载中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大约一刻钟（15分钟），应当接近真相。15分钟能谈什么呀？聊聊家常而已。
“长征”中大佬究竟如何交流
话题再回到此文开始，在“长征”中这些大佬们究竟是如何交流的？
其实，地方口音很浓的人，交流障碍主要出现在初次或者前几次，如果长年累月在一起，彼此说话的特点比较熟悉，自然基本交流无障碍了。----当然，前提是要说书面语，而不能用家乡的土话、俚语。
在“长征”开始以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苏区”已经有了多年的交往，彼此应该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口音。
以“长征”中最重要的“遵义会议”为例。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其他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这些与会者，湖南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李富春、李卓然，凯丰是江西萍乡人，文化上和湖南更接近；四川人有：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湖北人林彪基本上也属于这个文化圈。
博古、周恩来、陈云、王稼祥无论从籍贯还是早年经历，基本上属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圈。
他们之间的语言障碍只能出现刚刚接触时。譬如上海白区无法立足时，周恩来等人来到苏区，刚见到毛泽东，交流时可能会产生困难，可时间一长，会上争吵一多，彼此说话就能听懂了。
而且他们在会上商量的都是政治、军事大事，这些大事涉及的词汇是书面语，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又不是讲老家哪个乡亲的轶事。指着地图，对着文件，商谈、争论部队怎么走，能有什么听不懂的？再说了，这些大牛，都是智商巨高的人，理解力远超一般人。
同一个团队的人长期相处，交流无障碍。那么不同团队的人见面呢？譬如“抗战胜利”后重庆会谈，真正谈的人是共产党这边的周恩来和国民党那边的党政重要人物，两党领袖事先给自己的僚属定了调。蒋、毛两人见面也就是说说客套话，蒋说“润之先生如何如何”，毛称颂“蒋委员长如何如何”，不需要双方真正交流。更不可能让老蒋说一句“娘希匹”，老毛回一句“冒得卵味”。
至于革命胜利后，毛进了北京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懂他的话，难道不是起码的政治要求？高层开会，那些跟着他从硝烟中走来的领导人，彼此更加熟悉对方的话语，口音更不是障碍。
当然，当然，还是那句话，这些只限于说着书面语讨论军国大事，不能说家乡俚语和骂人的话。比如“庐山会议”上。毛和彭大元帅，两人用方言骂娘，他俩都是湘潭人，自然彼此明白。旁边的少奇是宁乡人，也能听得懂。其他人听不懂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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