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吕大渝在《走近往事》一书中回忆文革期间赵忠祥批判自己：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资深播音员、主持人赵忠祥
吕大渝，这位不为今天的青年人所熟悉的中央电视台早期播音员，在她的同龄人当中曾经是幸运的。在她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就曾给毛主席献花；十岁那年拍摄了电影《祖国的花朵》，电影中《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支插曲一直流传至今；1960年，16岁的她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叩开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然而，文革中她被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从此噩运不断，最后移居异国他乡。
五十年代初期曾是我人生中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九五三年暑假，我九岁多了，五年级的时候，从汇文转学到东四一中心，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
每到“五·一”和“十·一”，白天都要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游行；晚上则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大喇叭播放着音乐，人们一曲接一曲地跳着集体舞，直至深夜。一到那个时候，一中心都会接到去天安门广场观礼的任务。
观礼的同学，一律白衬衫、红领巾、白袜子、白球鞋，男生是蓝长裤，女生穿花裙子，人人手执一束纸制的粉红桃花。
虽然从天安门向下望去，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但站在广场后排的孩子却不可能看清楚游行队伍。每个孩子都兴奋异常，觉得那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
在每所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总由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孩举着星星火炬为标志的队旗，只及他肩高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两旁，名曰“护旗”。我是幸运的，因为学校每次都让我护旗，我就总能站在第一排，放眼望去，一览无遗。
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和学生等群众队伍过后，全体在广场上观礼的少先队员便一起举着桃花，欢呼着奔向金水桥畔。那成千上万个童音发出的“啊”的长音，令人震撼，催人泪下。这时，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就会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侧，摘下帽子，缓缓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的大人、孩子一起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有人进来说：“吕大渝，杜主任让你到教导处去一趟。”我吓坏了，心“咚咚”地跳着离开了教室，一边跑，一边琢磨着自己最近犯过什么“错误”。等我到了面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导处，见到杜主任和金主任两人都等在那里，吓得哭了起来。瘦瘦的金主任笑着告诉我：“别害怕。”她说：“你快回家换身衣服，有任务。”
那阵子，母亲正因高血压病休在家。我一溜小跑，进了大门就嚷：“妈，金主任让快换衣服，有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我也说不清楚。
在曼谷时，母亲有许多好看的旗袍，回国后，穿不出去了，便都照着她那本美国儿童服装的画册给我改了衣服，有裙子、有背带裙裤，她还用从曼谷带回来的一块图案别致的人造棉做了一件连衣裙，都烫得平平的挂在衣柜里。
我换好衣服回到了教导处，金主任就让我跟着陌生人坐上汽车离开了学校。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又换上了公家的衣服，是白绸子衬衫、毛料红短裙。接着，我们就去了飞机场。
我的任务是给来访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献花。阿里留着大胡子，头上裹着白布，他是印度尼西亚的总理。我按着大人们的要求，捧着一大束鲜花，跑了上去，先敬一个队礼，接着把鲜花递给了他，然后再敬一个队礼。我完成了任务，扭头就跑。“哎！回来，回来。你怎么不理我呀？”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住了我，我这才看清了，原来在阿里旁边，还站着周恩来总理。我不好意思了：“我没看见您。”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大渝。”他笑了：“你为什么不叫小鱼呀？你为什么不叫大虾呀？”我说：“因为我生在重庆，渝是重庆的简称。”他又笑了。
我觉得周总理问我为什么不叫“小鱼”和“大虾”的话很好玩，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周总理可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首都儿童向阿里献花的新闻照片。周总理在照片里微笑着看着我。虽然我只是个背影，可公家的那条裙子特别醒目，我想，真挺括呀，毕竟是毛料的。后来，母亲剪下了这张照片给远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父亲寄了去。
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我又有了“任务”。
汽车来学校接我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叫俞安玲的女孩，一个姓赖的男孩，另一个男孩叫瞿弦和。瞿弦和后来当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团长。
我们可能是被拉到了团中央少儿部，因为，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少儿部的部长江敬文。
四个孩子都换上了白绸长袖衬衫，女孩子是灯笼袖的。我穿了一条豆绿色的宽背带裙，俞安玲穿的是肉粉色的。两个男孩一律穿浅灰色的西服短裤。
不知等待在前面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这次，我们是从学校直接去的，没有回家换衣服。发了衣服以后，忘记了是哪个男孩着急地说：“我没穿小裤衩，怎么办呀？”我们悄悄地商量起来，我说：“要不，就直接穿短裤吧。”虽然刚刚认识，但大家一下子就很抱团了，我们心照不宣地要保守这个“秘密”。
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七·一”游园晚会上，要欢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毛主席也要出席。我们的任务还是献花。
到了中山公园，少儿部的工作人员分配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花，俞安玲和姓赖的男生给胡志明主席献花。
欢迎会在一个大殿前举行。当毛主席和胡主席从大殿里走出来，站在了又高又宽的廊子上时，我们四人就跑上去献花了。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完花以后，又走到胡主席身边致意，俞安玲他们也换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我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他的湖南口音太重了。
接着，我们跟着毛主席和胡主席走进了大殿。这时，毛主席什么话都没说，就走开了。胡主席坐在沙发上，我们四人围在了他的身边。我以为毛主席去上厕所了，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也没有任何人来招待胡主席。毛主席的举动实在出人意料，我觉得这样对待客人太不礼貌，我很怕胡主席觉察，心里急得不得了。虽然语言不通，但四个孩子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和胡主席“谈话”。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胡主席跟四个孩子在大殿前的，另一张只有孩子们和胡志明在一起。
文革厄运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战斗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情报走私”与破裂的第一次婚姻
我和我的前夫都是不坏的人，只不过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却彼此都在错误的年代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婚后的十多年来，我的心时时感到孤独和饥渴。我虽已过而立之年，但在感情上可能还在追求着从少年时代就幻想着的“美丽的星星”。
一个夜晚，我在已经少有人迹的电视台等候着，等候着直播完节目最后的简明新闻和结束语再下班回家。
那是个雨夜，我没有雨具。我多么希望我当时的丈夫能打来个电话，问问要不要给我送把雨伞？其实，我自然不会要求他单程奔波四五十分钟，仅仅为了送一把雨伞。那时，我的婚姻，虽然已濒临破裂，但放眼望去，在我熟识的同代人的生活中几乎见不到文学、戏剧和电影中描绘的那种令人神往的美好爱情，加之顾及舆论和孩子，我便认了命。我把精神都寄托在了工作上，不但没有改变个人生活的打算，并还持有修补裂痕的愿望。待我自己打电话回家已经够没意思了，但得到个“你自己想办法回来吧”的冷冷回答时，就更加没意思了。
那个雨夜，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一直坐到夜深雨停。从广播大楼到西单的三站路程，我没有搭乘“大一路”。我不想回家。华灯的倒影映照在长长的东、西长安街上，我一个人踟蹰而行，感到这世界上只有我孤独的一个人。
多少年了，我仿佛一直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可又说不清楚我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文革”结束后，我曾常常发火。有一次，七岁的儿子在新街口粮店前对我说，如果家里有一个礼拜不吵架，他就觉得特别高兴。我很心酸。我对他说，你还太小，有些事还不能懂，要不是为了你和妹妹，我可能早就离婚了。
其实，在婚姻中，我还肯吵闹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坏事，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想改变些什么的指望。此时，如果懂得婚姻危机的根源，精心修补，婚姻或许有救，而对于我们之间缺少了的东西，他似乎毫无感觉。
那次雨夜独行之后，我不再发火了。对婚姻的前途来说，连架都懒得吵了的沉默是致命的。
那时，正是我开始从单纯播音向采访、撰稿、编辑、播音全方位的主持人方向发展的时候，我渴望加盟王元洪刚刚组建的《人物述林》专栏。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可以从事业的乐趣中得到弥补，我并没有离婚的打算。
访日归来不到两年，因为加班过多，我积累了近二十天的存休。当时的顶头上司曾让我根据工作日程自行安排补休。但正是那自行安排的一天补休，却给我带来了一场灾难，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有一个朋友，刚刚搬到劲松小区的新楼。她要我利用去深圳出差之机，为其新居扛回一个浴室用的塑料壁柜。那时的国内市场，商品远不似如今这样丰富。夏天样子秀气些的女式塑料凉鞋得托人到上海去买，塑料制品家具更要远到深圳才有。
我从深圳回到北京的当晚是个星期四，和一起出差的同事顺便说了我的去向之后，就乘坐了那位托带东西的朋友为我安排好的日本“农家乐”小车把壁柜运去了她家。那是个天蓝色的小壁柜。为此，我在她的新居留宿了一夜。我想，后来谣言中所说的把我从北京机场径直接往日本驻华使馆的小卧车，大约就是从这辆没棚的日本小货车演绎而来的。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离开时，朋友的母亲正为周末乔迁喜筵的菜肴发愁。她大家闺秀出身，并不是位好厨子。我以为拥有了自行安排存休日的权力，便很踏实地“见义勇为”，帮她去了趟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不料，正在我帮着老太太杀鸡的时候，我的朋友气急败坏地跑了回来，她说，“大事不好”，公安局要对“失踪”的我进行“通缉”了。
原来，专题部记者王元洪接到去采访一位非洲国家元首的任务，便到播音组点名找我与他同去工作。这种差事王元洪基本上只找我合作，所以十分招嫉。为此而产生的人事矛盾不言自明，假如恰是我的上司成为了我矛盾的另一方，于我则是祸不是福了。或许我这种猜测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但我实在没有料到，为了那一天我自行安排的补休，在还没有弄清我的下落的情况下，竟会闹到要公安局对“失踪”的我进行“通缉”的地步。刹时间，从生活作风、经济犯罪到政治问题，凡是能加到一个女人身上各种版本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
自那以后，对我漫天飞舞的谣言发展到了离奇的地步，诸如：走私黄金、倒卖兔子、看见我在日本大使馆的院子里溜达、会四国外语以及五花八门的桃色绯闻。而且，越是不认识我的人，对我越“了解”。连日本某通讯社居然都登出了一条新闻，说我走私情报，“已被捕判刑”，甚至是“确定无疑的”。
《参考要闻》是一本类似三十二开杂志的中国上层每日出版的内部资料，俗称“大参考”。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写的那条被转载在“大参考”上的“新闻”时，正陪朋友去拜访一位老者。那位老者曾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他请我吃苹果的时候开玩笑说：“你还不错，坐了监狱还能吃苹果。”在我莫名其妙之际，我在他家见到了今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的《参考要闻》。
看到那条日本通讯社的“新闻”，我惊呆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播音员，是被一位打成“右派”的电台播音员形容为“肉喇叭”的播音员而已，除了每天播送的天气预报，我又能有什么国家“情报”可去“走私”的呢？
对一个人来说，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说是加油站也好，说是避风港也罢，总的来说，家人的支持，特别是危难之中的支持，往往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假如在我访日归来的那场危机中，我的前夫采取了搁置个人恩怨而拔刀相助的做法，依照我的个性，我们的婚姻或许会因此而起死回生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纵观我所听到的五花八门的离奇谣言，许多都与日本有关。这便是我前夫的“贡献”。我一位好友的被称为“日本大叔”的邻居，是日本归国华侨，并仍有家人侨居日本。访日归来，他们曾托我的朋友请我数次赴宴。这一交往，使我的前夫耿耿于怀。在我陷入单位人事危机和我的婚姻濒临破裂的时刻，我与“日本大叔”家人的来往被他提供为推波助澜的炮弹。我猜，一切“日本大使馆”或一切“日本人”类的谣言版本大约都源于此处。平心而论，但凡对“文革”前后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工作有些常识的人，那些漫天飞舞的谣言哪经推敲？但当时确是传得五花八门。
第二天，当那一、两位“组织”从同去深圳出差的同事处得知我的去向，给我的朋友打了电话，找到了我之后，却要我交待其间分分秒秒的行踪。我是个“顺毛驴”，坚决拒写“交待”。在电话中，我对那位领导说：“如果你每天的行踪，包括上厕所都得向你的上司报告的话，我才告诉你我的行踪。”我激怒了他。他说：“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我答：“负责就负责！”摔了电话之后，我“罢工”了；几乎整整一年没上班。
人的一生，潇洒也好，不潇洒也罢，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茫
茫人世间走上一遭。在中国的电视台，我原本有理想、有能力发挥更大的潜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也原本有愿望、有权力获得更平静美好的人生。无奈的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命运并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世事茫茫难自料”。我从没想到在已过不惑之年，还得离开故土，远走异乡。行前，电视台一位台级领导委托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一位挚友捎话：“告诉大渝，此去就不要再回来了。她的个性不适合在中国生活。”我深深体会这位老领导、老朋友的心情。在当时的中国，敢对我说出这种话的人不会很多，尤其是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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