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受牵连下台，并遭软禁至死。赵紫阳作为六四事件中的标志性人物，至今仍被民主学者和民运人士纪念。众所周知的缘故，六四真相犹如黑洞一般，始终无法看到最深处，这也引发了诸多猜测。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因研究六四被开除公职的陈小雅在六四事件21周年，即2010年撰写文章《赵紫阳与杨尚昆的“默契”》，剖析赵紫阳与“中共八老”之一，参与镇压六四的杨尚昆之间的关系。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
我一直认为赵紫阳与杨尚昆在八九事件中存在默契。但在1994年，也就是我的《八九民运史》[1]杀青之际，尚无此种看法。当时，我仅仅是认为，这二人的行为有“反常”之处。这种“反常”，在赵是“抛邓”的行为，在杨是他对于最高军权之迫不及待。所以，当时，我将二人与陈希同、陈子明同列为对八九事件负有责任的“四大玩火者”。
但此后不久，我渐渐地有了感觉。这首先来自于赵紫阳自己的辩护词。它说明，在那段时间里，赵与杨来往密切，赵所采取的重大行动，杨都是预知、或施以干预的。这使我形成一个印象，赵杨虽然在事后处于事件的“两极”----一边是镇压的反对者，一边是镇压的执行者，但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很好的。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好”?鉴于没有更多的资讯，我不便猜测。
正式形成赵杨之间在八九民运中有“默契”的看法，始于1998年春由郑仲兵先生召集，由于光远先生主持的一次以“五四精神”为话题的首都思想理论界人士座谈会。[2]那次会议，后来被事先有准备的何家栋协同李慎之先生扭转为批判“新左派”的开台锣鼓，是发起和主持人始料不及的。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的间隙(午餐时)，我第一次与朱厚泽先生交谈，并有意外的收获。厚泽是《八九民运史》最早的读者之一，他告诉我，赵无意于军权。
我相信厚泽先生的话。赵不仅无意于军权，而且无意于党权。
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觉得自己能把邓交给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完成，就很不错了。而且，根据属相学的说法，属羊的人有依赖别人的财势的习惯，所以在政界、军界服务，难有大的作为。正因为如此，赵的“抛邓”，被视为不可理解的“浪漫”之举。厚泽先生给我的忠告，意在暗示我，可以质疑赵的行为的合理性，但不必怀疑他对权力有什么“野心”。
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邓之后，总书记如果不兼任中央军委主席，那么，他必会将这个权力委于政治上的可靠同盟者。赵在军内毫无根基，所以，他只能交给离这个位置最近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杨尚昆。在赵上任总书记时，邓事先与杨尚昆、万里打过招呼，也获得他们支持赵的保证，这也可以看做邓对身后事的安排，即“赵----总书记;杨----军委主席;万----总理”的政治拼盘。
我曾屡次撰文强调，杨的思想并不保守。但杨对最高军权的欲望，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既是被邓认可的(很可能也是邓获得最高军权时的一种合作产物)，也是他自己毫不掩饰的追求。即使没有读过吴稼祥大作对他入骨三分的刻画，凡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经常看电视新闻的人，都不会忘记，胡耀邦历次出行(包括阅兵)时，站在敞篷汽车一侧的矮小的党的总书记的脸，经常被站在身旁的身材魁梧的军委杨副主席挥舞的胳膊遮蔽一半的画面!
邓、赵有心将军权付杨，杨又早已跃跃欲试，所以，如果不发生八九事件，在邓之后，杨很有可能顺利接掌军委主席的职位----就像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中描绘的那样。中国最高权力很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格局：赵----如他自己所说----回到行政权力中心(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类似于现代美国总统权力的行政首脑，所以我曾有“赵任中国----包括海峡对岸----的第一届总统”的预期[3]);将党权还给胡耀邦的旧部(要么是胡启立，要么是----按胡耀邦当初的设想----朱厚泽[4]);杨尚昆主掌军队。
但问题是形势发生了骤转，上述本来可以平稳过渡的进程被打断。保守派抓住八九学生抗议的机会，对当权的改革派发难。改革派看起来一时没有收拾局面的能力。如果最高权力重新洗牌，杨的位置(远景)还能保住吗?
杨的位置(远景)能否保住，显然取决于两件事：其一，是邓对他是否还信任?其二，邓还能活多久?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种种资料显示，他盯邓很紧!不仅盯得很紧，而且几乎垄断了任何人见邓的渠道。也正因为如此，陈希同们4月25日见邓，还是通过万里(万与邓七十年代中期结为“牌友”关系)引见的。[5]
本来，杨对邓的进见渠道的垄断，对于已经结为“盟友—未搭档”关系的赵，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倒是一个保险。因为这样一来，被他视为大敌的李鹏们就不便进谗言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保险”麻痹了一向谨慎的赵，以为自己只要掌控住外面的形势，要说服邓，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事后证明，邓并没有那么好说服。而在杨的一方面，可能是对于赵解决学生问题的能力也发生了怀疑;可能是已经侦知邓有将军队权力交给赵的意向。学生不退，邓就不会被说服，而在邓赵分歧公开化(这一步是赵自己走出来的)后，杨就必须考虑，究竟是站在赵一边，还是站在邓一边?根据他的政治经验，站在赵一边，很有可能和赵一同失势，而站在邓一边，虽然“盟友—未搭档”关系会解除，但最高军权的位置还是可期的。对于中国官场来说，这几乎就是一道小学算术题。所以，杨做出这样的倒向选择，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并且是迅速的。
但是，到此为止，杨并不是别无选择的。因为仅仅是“观点倒向”，与“承担执行”毕竟还有一段距离。我相信，在那时，中共党政军内高层的大部分干部，即使是选择了对邓的“观点倒向”，也是未必愿意亲手去“执行”，而更不愿意“承担”的。
杨尚昆不是一个甘于为虎作伥之人。事后证明，他为开枪一直心情沉重。不论是6月19日接见军以上干部会上的表演，还是其家人委托蒋彦永所作的表白，在在都证明，他心里十分清楚，开枪是多么大的罪孽!
那么，到底是什么想法，促使他在那个时间，走到了那个台前呢?
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他担心天不假邓以高寿，历史的夜长梦多。如果不趁邓在世，借用一个实战机会掌控军权(邓借用的是越战)，考验军队对他的忠诚度，拣选并排除异己，那么，邓去世后，仅以现有的军内反杨势力看[6]，杨的前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我在2004年访美期间意外获得的一则消息。当时正值八九事件十五周年，中国大陆电视中(一说是中宣部制作的光盘中)竟公开播出了杨白冰签署戒严令的画面。由于我人在海外，没有看到这个图像，但我却接到了苏晓康打来的一通非同寻常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告诉我：1990年，他在西雅图开会，遭遇《文艺报》一名记者，自称是戒严部队领导的子弟。此人把反映戒严部队的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交他在台出版，还向他透露，杨尚昆答应支持邓的戒严决定，是有三个条件的。这三个条件是：
第1，让他的弟弟杨白冰主持;
第2，戒严部队从各军调人;
第3，外围布置导弹部队。
具体是不是这样，晓康让我自己去查。
此后，我发表了《邓小平用兵探秘----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7];2006年，又发表了《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手记----访宗凤鸣、于浩成先生》[8]，想投石问路，收集反应。时至今日，除炒作者之外，尚无人出面“澄清”。但我相信晓康转述的事情大体真实。因为第一，举荐杨白冰，与军内传言杨尚昆“举贤不避亲”的故事相符。第二，从各军调人，与毛泽东“八大军区对司令员对调”的目的一样，就是要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既便于互相牵制，也能防止各军在下面搞“小动作”(这一招是跟宋太祖赵匡胤学来的，原因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的出身，担心别人也跟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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