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记载，“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严为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讲的是三国时期，统治西凉的割据势力马超，凭借其超过韩信、吕布的勇猛获得了羌人和胡人的心服口服。表明历史上由于少数民族多有刚猛的民族性格，喜欢以勇猛和武力征服他们的人。回到现在，当局的铁腕治疆也已成为一个得到国内普遍认同的安疆国策。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1日，四名副国级高官，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齐赴新疆，会同张春贤共同对新疆反恐展开长达数天调研工作，阵容之大、规格之高、行程之密集，极其罕见，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中共政法委书记
在12月12日的反恐部署会议上，孟建柱更是以“9•18”为讲话关键词，多次提及该案，并提出反恐到了“主动出击”的阶段。多数观点认为，孟建柱此行赴疆担当反恐“吹号角”的角色。第二个不能不提的是公安部长郭声琨，此前的11月底，中国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值得一提的是，该会是巴黎恐袭后不久召开的，分析普遍认为，这说明中共高层对国内的反恐斗争已作出了新的部署。显然，郭声琨此次亮相新疆，说明这项11月底的部署已经在新疆全面展开，并浸入骨髓。而最高法的周强和最高检的曹建明齐亮相新疆，即“司检法”的加入，透露提升会议规格，突出铁腕治疆的意味。
孟建柱一行在新疆调研治疆方略调整
然而，在铁腕治疆之前，中共当局对新疆政策的经历了几大阶段的调整。建政初期的新疆，不但有旧政权残余分子的暴乱和破坏，更有泛突厥泛伊斯兰的“双泛”分子武装叛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于1949年率领自己的解放军
部挺进新疆。随后进行了严格地整治，出现了著名的王胡子“铁血治疆”，以至于当时所有的新疆人听到王胡的名号时都纷纷汗颜。其威慑力甚至在于，如三岁小儿啼哭，只要说王胡子来了，便能止啼。多数观点认为，王震对叛乱的大开杀戒，换来了新疆近50年的和平安定，他一手创造的新疆建设兵团，还为当局留下政治遗产，但后人对其的褒贬不一，认为他的治疆方略过于“铁血”。
在此之后，当局的治疆方略进入了宽松时期。不得不提的就是胡耀邦时期的“两少一宽”政策，即1984年第5号和第6号红头文件中规定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多数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曾经长期实行的民族刑事政策，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它的遗毒至今未能肃清，这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甚至一度成为部分极端分子的“护身符”。
胡耀邦时代之后，当局的治疆方略又加注了“铁血”的色彩。1991年4月，王乐泉调新疆工作，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新疆王”生涯，一直也以铁腕处理大大小小的民族纠纷。但在骇人听闻的“7•5事件”后，新疆族群关系大幅恶化，多方评论称王乐泉的治疆方略存在很大的“机械性问题”，不够温和。后来“新疆”、“维吾尔”、“暴恐”成了几乎固定搭配的三个热词，频现于国内外媒体，把王乐泉的“治疆方略”推上了风口浪尖。
可能是“7•5事件”的惨痛教训，当局似乎认为过于机械性的治疆方略不够变通，于是号称开明派的“柔性治疆”代言人张春贤走马上任。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新疆3年投入了千亿人民币修建保障房，仅2010年一年就让10万户牧民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并且未来还将投入巨资修建房屋。有评论称，新疆中小城市的房价在全国位列最低，南疆农村的房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白送。另外，干部“下乡住村”和斋节放假，更体现出其柔性治疆的特点。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柔性治疆虽有一定效果，但未能做到治标治本。疆独恐怖分子近年来反而变本加厉，2010年到2014年，新疆大小恐袭时有发生，仅2014年一年就有10起恐袭并有130人死亡，作案手法也越来越“专业化”，不但有比较精密的策划组织，还有境外恐怖主义的指导。迹象表明，单纯的柔性治疆已经过时，反恐思路已经到了亟需改变的时刻，当局提出对暴恐“不施仁政”及“主动出击”等反恐新概念，似乎可以更好的理解其中意味。
在四个副国级官员调研新疆的期间，12月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就近期新疆反恐工作再进行表态。张春贤在会议上强调，绝不对暴恐分子“施仁政”。他还称，对暴恐分子绝不手软，绝不施仁政，进一步深化严打专项行动，主动进攻、先发制敌，坚决压制住敌人。观察人士指出，张春贤在15日的党委扩大会议表态，与习近平特使孟建柱在12日的反恐部署会议上，基调一致，无疑是一种选边站队的表态行为。观乎张春贤以前的治疆策略，因其曾经的“柔性治疆”不够果断，饱受外界非议。
而这些年来西方的反恐经验似乎显示，刚性反恐虽然不能不做，但往往无法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加剧了族群矛盾。海外疆独组织一再指责中国当局打压维族文化宗教和试图汉化新疆才导致部分族人走向极端，这个说法背后虽有其议程，但恐怕也说明，一味提供经济实惠还是不够的，当局和维族有必要寻找、协商出一条彼此可以接受的文化底线。
但是，平心而论，“不施仁政”比“柔性治疆”的优越性在于时机恰当。在当前疆独恐怖分子极其猖狂下，对恐怖分子集中优势资源进行打击，铁腕治疆应成为当务之急。全力清剿极端势力进行“应急救火”，不仅能给基层
民众带来宝贵的安全感，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为新疆反恐治本换取时间与空间。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当局“不施仁政”的背后考量。
新政阻击ISIS势力
“不施仁政”提出的国际背景，是远在叙利亚的ISIS恐怖主义乌云威胁。中国是ISIS复仇榜单上的头号国家，近年来，新疆东突出现和ISIS合流的迹象。资料显示，已确认新疆“东突”等“三股势力”活动分子偷渡出境，加
入ISIS组织接受恐怖训练，参加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行动，以争取国际恐怖势力更多认同，培养国际暴恐活动人脉，累积回流中国境内策划组织暴恐活动“实战经验”的“路线图”。这些来自全球的“准战斗人员”初期
会被送往土耳其边境城市基利斯，然后由专人带过边界潜入叙利亚参与“圣战”，一些人还会被送回国内，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迁徙圣战者有1,000余人之多。
而从官方的表态也可以看出，威胁新疆的恐怖幽灵，已不再是简单的东突。中共官方对“9•18”案件的定性是，该团伙先后六次与境外极端组织成员勾结，报告作案过程和逃跑经历，请求给予“战术”指导。境外极端组织成
员多次向该团伙下达行动指令，要求宣誓效忠。另外，曾参加袭击事件的一名维吾尔人承认被洗脑，也承认国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遥控指挥。有观点指出，所谓的境外极端组织有可能是ISIS。自其策划了伦敦爆恐事件后，谋
求恐怖主义阴霾在其他国家的继续扩大。
孟建柱此前也在反恐部署会议上说：“国内外反恐怖斗争出现一些新变化新动向，恐怖活动国际国内反恐战场融为一体，境外指挥、网上勾联、境内行动的趋势愈加明显，反恐怖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这都表明，新疆“不施仁政”不光是对内部暴恐分子，同样指向对中国蠢蠢欲动的ISIS势力。可以看出，中共看似无情的铁腕治疆，实际上蕴含了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清除决心。
不仅如此，除了ISIS渗入新疆与东突河流外，甚至ISIS的极端思想也在入侵新疆官场的官员意识形态。11月24日的《中纪委纪检监察报》文章中，提出了当前由于受“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影响，新疆
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分裂和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可以看出，新疆受到的不止是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还受到两种“双泛”思潮
的侵扰，故中共面临棘手的两个敌人。
事实上，在新疆这个民族宗教错综复杂的地区，之所以发生众多暴恐分子被洗脑并制造恐怖袭击的悲剧，除去特殊的民族宗教因素，中共还应更多思考其中牵扯到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才
能使暴恐的悲剧不再发生。对于当局来说，新疆反恐问题半点马虎不得，然而，攘外亦要安内，如果内部官员出现思想异化，加上外部的ISIS潜在威胁，无疑是中共当局执政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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