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奕劻是清末新政时期领班军机大臣，废军机处后，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逆袭，从一封家书开始在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后芳嘉园胡同和新鲜胡同之间，朝阳门内芳嘉园11号，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古典建筑群，门口牌匾上写着“桂公府”三个大字。整个桂公府规模很大，共有五组大院，彼此相连，鼎盛时其屋舍当不下二百间。所谓“桂公府”是一座公爵府，这位公爵就是慈禧太后的弟弟，承恩公桂祥。
桂祥是慈禧的幼弟，比太后姐姐小14岁，弟以姐贵，得以成为公爵。与众多八旗子弟一样，桂祥是个无能的平庸之辈。桂祥的平庸是难以想见的，竟到了不太识字的地步，这样一个半文盲，居然贵为公爵，想必也只能解释为血缘的神奇吧。
那时，桂祥的姐姐尚不是慈禧太后，还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囿于宫廷规矩，姐弟不能时常见面，问候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沟通方式。写信对于一般人不是一件难事，但对于不通文墨的桂祥而言，则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请人代笔，是桂祥所能选择的唯一选项。
没落的皇族奕劻那时也住在方家园一带。奕劻早已没有祖父时代的豪奢，甚至可以说是贫寒了。按理说，皇亲宗室中，本享有种种特权，贝勒爷奕劻也应当有份不错的俸禄。但是，晚清以降，皇族旁支，家道败落，陷入贫寒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宗室人口在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状况却在明显的恶化，发给宗室的养赡银米七折八扣，到了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旁支手中，已经所余无多，经济上捉襟见肘成为了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奕劻自然逃脱不了贫穷的窘境。早年的贫寒在奕劻的人生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早早就种下了对贫穷的恐惧和对财富的渴求。
没落的贝勒爷奕劻虽然贫穷，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尤其是擅长书画，在京城王公贵族圈子是相当有名。《泰晤士报》上说：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堂堂一个皇族，此时竟沦落到教人读书和鬻卖字画为生，不可不谓之可怜。事实上，在晚清的亲贵中，奕劻的书画是最有名的。奕劻少年聪颖，学习十分刻苦。他早年学习书法，模仿雍正帝楷书，颇为神似。经过学习苦练，他的山水画做得很有特色，题款也往往无不隽雅。虽然生活拮据，他倒也乐在其中。倘若没有进入权力场，作为书画家的奕劻，也应该能凭润笔费活的不错。倘若活在现在，位高权重的奕劻是不是也会满世界题字呢？
既然有这位擅长书画的邻居，想必桂祥也知道应该请谁去代笔了吧。桂祥虽因姐姐而跻身贵族圈，但以他的能力水平，京城一般的王公贵族都不大愿意与之来往，只是碍于懿贵妃的面子，不得不与之虚与委蛇而已。破落贵族奕劻没有那种嫌弃的资本，尽管在内心，奕劻可能也看不上这位国舅爷，但现实的权势对比使他不得不低下清高的头。国舅爷既然找上了门，奕劻只有逢迎的道理，攀上这种关系，对奕劻而言，可能真是逆袭的机会。顺势而为，或说攀附强者，是奕劻性格中的重要特质，这一点在他日后进入政坛也多有体现。
奕劻早年与桂祥是邻居，桂祥是慈禧太后和奕劻建立联系的中间人，桂祥与慈禧的通信多为奕劻代笔，桂祥写给慈禧的家书中不少谈到了朝政时事，这不是半文盲桂祥能有水平写出来的，想必慈禧也是心知肚明。这样一来，家书背后的奕劻便浮出水面，进入慈禧的视野。
可以说，认识桂祥是奕劻命运的转折点，一个没落的皇族屌丝从此就要踏上一条势不可挡的逆袭之路。
攀附，太后想要换把牌
攀附上桂祥这条线，意味着奕劻从此可能反转逆袭，能不能逆袭还要看机遇和能力。此时，因缘际会地结识了恭亲王，成为奕劻命运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恭王是咸丰死后朝局的权势人物，曾是与慈禧太后分庭抗礼的议政王，权倾天下而素有人望。在贵人面前，奕劻总是一副恭顺谦卑的模样。恭亲王对这位本家兄弟也十分赏识，毕竟奕劻是个有才华的人。
得遇贵人之后，奕劻从此踏上了一条顺达的仕途之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大婚，两宫太后特加恩奕劻，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虽然尚未实封郡王，但御前大臣的差使却十分显赫。御前大臣是差，而并非实际官职，常日侍直于皇帝左右，对奕劻而言，也就是常侍两宫太后左右，可谓帝后近臣。从这个职务的安排来看，慈禧太后已将奕劻看成自己人了。
作为操盘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她之所以能长期占据权力的巅峰，将整个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女人非常善于权谋，善于在各种势力之间搞手段，借力打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突然驾崩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咸丰在临终前，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集团，作为日后辅佐新君的核心团队。然而，颇有才干，又独力一人在北京苦撑危局，与英法联军周旋的恭亲王却被排除在“顾命体制”之外。咸丰帝这样的安排，让乃弟恭亲王感到寒心。同样对这个安排失望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新君载淳的生母，昔日的懿贵妃，如今的圣母皇太后----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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