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为什么要重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当然是因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存在扭曲乃至定位上的错误。高瑜案、艾未未案、浦志强案等，分别代表记者、艺术家、律师等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在习近平的关注下能够以法治方式更人道化的柔和结案，也说明习近平正在以他特有的方式要求中共必须重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这些案件当事人在此之前曾被司法机关粗暴、僵化的硬性处理相比，甚至在法治的标准上受到极大的怀疑，这样的处理显然还算是个进步，但这是否足够，中共就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吗？

具有代表性的浦志强案

几千年以来，知识分子既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主要承载者，又因为大量知识分子“士志于道”，也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危急关口逢凶化吉，涅磐重生，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内容，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替代。

除了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承载着对于时代和国家的责任。曾子以“士不可以不弘毅”来自励，宋人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劝诫读书人，当然更多人则以人们非常熟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理想。正是在这种道德理想和社会担当作用下，历史上有太多知识分子信奉为政以德的理念，冒着风险谏言，在国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在困顿之际著书立说，以启发执政，实实在在的推动了国家和社会进步。

今天的知识分子依然如此。事实上，无论是中共的成立、发展，还是后来革命成功建立政权和改革、建设的过程中，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中共成立时，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以及当时全国所有的53名党员，无一例外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更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具有法国留学经验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深入认识的习近平也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以文会友，一首《沁园春o雪》轰动重庆朝野，就赢得知识分子交相称赞。在整个中国革命期间，中共所以能在偏远的延安还吸引到大批知识分子，在道义上和舆论上盖过执政的国民党，正是因为其理想、信念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有不少人总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安分、喜欢“搞事”，但也正是知识分子的不安分和“搞事”才有了新中国成立。
遗憾的是，中共建政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度的过程中，开始将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放到了需要被“改造”、“利用”的立场上从而酿成反右的悲剧，在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造成一道至今难以弥合的历史裂痕。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压更是达到极致，严重挫伤了中共在知识分子中的信誉，在世界范围内都饱受诟病。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摘下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明确表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不再将知识分子视为外人，而是当成了必须依靠的“自己人”，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热情。若非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思想解放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执政者的预期效果，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就无法破除，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出谋划策和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历史今天已经进入到习近平时代，中国也已经成功融入了世界舞台。日益多元、开放的政治社会环境与已经演变为全球大势的互联网时代高度契合，致力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成为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这样的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知识、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比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在这样的时代，思想的开放和多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也正因为这样，如何定位以精神文化为主业的知识分子，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热情，对于一个面对“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民族复兴梦想的执政党来说，比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也更加重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究竟应该怎么对待知识分子？是像古代历史那样将知识分子吸纳为脱离群众的食利官僚阶层？还是像毛时代那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需要“改造、利用”的“小资产阶级”？抑或是像邓时代那样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时代已经变了，古代的做法根本不现实，只会造成官僚系统的无限膨胀，会让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毛泽东时代的做法既然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更不可能在今天获得成功。邓小平的做法，或许是个不错借鉴，但是历史在今天又已经进入到了更为开放、多元的互联网时代，如何在这个时代和知识分子构建关系，习近平会面临比邓小平当年更大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日益开放的社会和多元的互联网，又加上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时代不断发展，让各种理念有了展示的平台，本是思想最活跃、最有担当和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成为舆论场最主要的表达者。基于知识结构和思想认识的差异，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偏激的表达，实在是太正常了，将他们上纲上线也实在是太愚蠢了！
也许他们有的观点会比较刺耳，但绝不能因此就否认其为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初衷。要知道，只要知识分子还会对国家和时代发表声音，就已经说明他们从未真的放弃希望。即便是现在依然被执政党视为敏感的“六四事件”参与学生，同样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行虽然不乏激进，但绝大多数还不是一样出于年轻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时代的急切责任吗？允许他们有表达的机会，难道就能够让天塌下来吗？中共也不至于如此脆弱和不自信吧？相反如果给他们一个恰当的说法，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只会对中共有更大的信心。再进一步说来，真理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反复争论才会愈加清晰，邓小平不就是这样将“实践检验真理”的理论说清楚，将“两个凡是”的谬论说垮了吗？否则如果知识分子群体都因惧于压力而失声，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执政党也将失去及时对自身政策失误纠偏的机会，大跃进、文革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针对知识分子的多元表达，有不少官僚还总是过度反应，不把知识分子当成“自己人”看，时刻提防着，客气的时候视知识分子为统战对象，不客气的时候就直接将他们视为喜欢“搞事”的麻烦，甚至污名化为“敌对势力”，带上各种各样的帽子，用专政的方式来对待，实在是太不了解知识分子、太令人遗憾、也太脱离时代了！

在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指责中，“维稳”往往会成为某些官僚的借口。但问题是，难道知识分子就不知道稳定的重要性吗？中国的政治社会就脆弱到连知识分子说几句话就崩溃的地步了吗？即便是为了稳定需要，就不能有更文明和合法讲理的沟通或“维稳”方式吗？对于国家稳定的考量，绝不是以僵化粗暴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的理由。斯文人身份、视思想文化为根本事业的知识分子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清楚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而且他们本身便是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

稳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稳定，可以是僵化的、死板的、万马齐喑的稳定，也可以是充满活力的、群策群力的、万马奔腾的稳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稳定？

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不少官僚总是僵化的看待稳定，因而对知识分子言论过度反映，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对待不同意见的表达，甚至挟私报复动用国家专政工具打压，以稳定之名压制知识分子。殊不知，这种做法不仅会激化矛盾，逼迫知识分子走向激进，更会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执政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产生更大更根本深层次的不稳定。因此，某些执法部门与其耗费大量资源去压制本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多花点力气去打击恐怖分子和偷蒙拐骗的罪犯，利用打击知识分子的时间多与他们沟通，用心认识一样当下中国的多样化，接接地气，唯有这样，中国的维稳工作才能真正走上阳光大道，而不是本末倒置。

习近平上任后提出对舆论场和意识形态进行整顿。“整顿”，并不是让官僚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棍子打下去，更不是肆意动用专政的手段来对付知识分子。就好像反腐，也是对官场的整顿，不就处理得层次分明、深得民心吗？为什么舆论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就不能借鉴这些经验？在舆论场和意识形态的整顿中，官僚们必须要知道知识分子的特性，必须要有现代执政思维，必须要有法律意识，必须要对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透彻深入的认识。要让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官僚们的“脑袋”首先要现代化起来，这不只是穿上西服，打个领带，斯文读稿子，还要用民意检验一下“脑瓜子”。要努力避免错误重演，不仅要推动公检法官僚重新建立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而且必须在公检法官僚意识没有调整好之前就要强势避免再发生没有必要伤害知识分子的行为，绝不能允许这个底线总是以知识分子的牺牲为代价被官僚们践踏。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理应有与之相匹配的自信，而已经成功执政近70年的中共，更应该有足够的包容性，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尤其是在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和交往的方式、方法上，更是要有明显体现。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共产党的构成部分，更何况，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既是判断左或右的标准，更是判断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良心的标准。

长期以来，“左”是中共的最大弊病和最大危险，邓小平就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近几十年以来，中共一直试图通过种种努力来消除给外界留下的左的印象，官僚们应该清楚，习近平并不愿意看到外界再以左或右的传统认识来界定中共。胡耀邦之所以获得被世人敬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突破左的禁锢，以开明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不整人，尤其是不整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是否还要怀疑胡耀邦是一名优异的共产党总书记，是否犯了所谓的“自由化”错误？

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也正在继续加速融入世界，甚至参与改变世界，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那么，任何与这个时代、这个目标相违背的手段和意识形态都应该被摒弃。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的目标引领下，中共必须督促所有官员重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将“专政”转换为“执政”，学会与知识分子沟通交流，不是也不应该再迷信已经严重过时的斗争思维或专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