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7日，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36号主席令，外界所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最终得到审议通过，并将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伴随着该法第七章“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项目下“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等五项条目得到最终确认，这也为解放军、武警等中国武装力量的出境反恐行动提供了法理依据。
《反恐法》通过之后，中国出境反恐得到了法理依据
此前，被“伊斯兰国”（ISIS）挟持的中国公民樊京辉不幸遇害后，中国各界对于“反恐出兵”的呼声很高。在12月8日的外交部吹风会上，中方还指出“中国也是恐怖主义活动受害者，中国愿意和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反恐合作，包括反恐经验交流、情报交换”。
很显然，当《反恐法》最终确立后，中国的相关行动就已变得有法可依。但是，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北京仍强调如有相关行动，也必须在遵行国际法、尊重所在国主权前提下展开行动。事实上，有关约束中国出境反恐的内容并不仅仅这两句。
根据《反恐法》第七章的七十三至七十七条内容所展示的内容显示，中国的国际反恐交流和协作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根据有关中央主管机关签订的合作协议，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的先决条件，中国的反恐对话交流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授权”，“在不违背我国法律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前提下”进行。涉及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引渡和被判刑人移管”甚至证物的使用都需要相关协议和相关国家的认可，在重重谨慎限制之下，解放军和武警的出境反恐就成了各方同意、政府许可后才能谨慎展开的行为。
毕竟，中国的反恐与西方的反恐性质上完全不同。虽然同为“反恐”之名，但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谋求地区霸权、不输出价值观念、更不期待输出革命，中国反恐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人员物资的安全。因此中国有必要与维护霸权体系、输出价值观念的西方反恐保持距离。这就让中国虽然利用《反恐法》得到了出兵的法理依据，但中国并不希望“出境反恐”变成一件随便的事情。
当下，中国的反恐行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治理国内极端宗教、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反社会行为导致的恐怖活动。其二，是通过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双边、多边的合作来打击三股势力、治理全球恐怖主义问题。这就意味着《反恐法》或许将在未来为中国加大行动力度预留接口，但在出境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中国终究要选择一条极为慎重的路线。
事实上，以中国在上合体系内的司法等合作行动的速度来看（中国和伊朗2012年签订移管被判刑人条约，2015年最终通过），在涉及关键地区的安全合作等问题上，北京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
目前，从上合“反恐演习”开始至今，中国不回避自己的国际责任，但中国的重点仍然是中国的周边地区。在近年来，中国通过与俄罗斯、中亚各国的合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整合平台，已经在反恐问题尚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绩。这也就意味着此次《反恐法》从规定“出兵”条件到最终行动，中国在确立自己的法理依据后，也会以谨慎态度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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