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作家李锐所说的：到底怎样才能向女儿讲清楚这件事？到底自己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当一个16岁的男孩变成一只狼时，社会为什么竟然没有制止的机制？当一场浩劫持续了十年之久，为什么无法刹车，只能随着一个人的去世才能结束？
老高按：年末照例是清仓盘点时分，数一数今年读了哪些书，有什么收获，给这些书要列一个完全个人化的排行榜“2015年读过的十大好书”之类。今天本来也想来做這件事，但读到一篇李锐的沉重反思与追问，让我也思绪连翩，不禁改变主意，先来推荐他这篇好文章。
此李锐非彼李锐，不是那位年近百岁的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写过《庐山会议实录》《恰同学少年----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前中组部副部长，而是山西的一位作家。这位李锐，一直受到瑞典文学院尤其是马悦然的关注和追踪，列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短名单”上，被视作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该奖的作家之一，已经获奖无数。我读过他好几部长、中篇小说，像《后土》《银城故事》等，其中后者，我还写过一篇书评。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与当今世界著名作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的中国作家！
他还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人。2003年10月10日，他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宣布退出中国作协。他为此写了《致文友公开信》，说：“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
他这篇《我曾经是一个红卫兵》是1996年写的，迄今已经有19年。但那时我来美国时间不长，忙于新移民的各种现实俗务，当时网络也不发达，竟没有读到他这篇文章，不知当时发于何种报刊。最近是在共识网上读到的，深感相见恨晚！我们今天所讨论、所思索的许多问题，他在19年前已经写出了非常明澈、决绝的文章。佩服！
他在文中写道：我的女儿如今也已经上了初中，她已经开始朦朦胧胧地向我问起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什么叫“红卫兵”？
这让我想起我也有过类似的一幕：
那是八十年代后期某天，家里刚买了一台18寸彩电，每天吃完晚饭与刚上小学的女儿看一会儿电视（顺便一说：记得那时她的作业不太多，我当家长的还能要求她每晚9点前必须睡觉）。记得是看一部反映女排的电视连续剧，剧名好像叫《中国姑娘》？其中有几个镜头，是凶神恶煞般的红卫兵批斗体委和女排的领导。女儿脱口而出：红卫兵真坏！
我随口说：你爹我也当过红卫兵。
其实我当年并没有资格加入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的纯种红卫兵，加入的是后来如雨后蘑菇般涌现的各种杂牌学生组织，但从广义上说，尤其是在后来对于“文革”的混沌叙述中，那统统都被称作“红卫兵”。我这么一说，女儿反应之强烈，让我吃了一惊：
她腾地一下站起来，紧盯着我，仿佛不认识老爹了：你……你也当过红卫兵？！
我这才领悟到，在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其实也还包括为数甚多的经历过的人）心目中，“红卫兵”以及“造反派”这些词所指代的群体，被塑造成了何等十恶不赦的犯罪团伙！她无法将眼前这个有时揍她但更多地是关心她的“正面人物”的父亲，与犯罪分子联系起来。
可想而知官方着意限定的叙事，及其在人们头脑中营造的历史图景，离真实的历史有多远了！
扯远了。我这个插曲，其实与李锐下面文章的主旨，关系不太大。愿各位细读李锐的文章，想想他提出的深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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