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政治局连续召开长达两天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共首次使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一词，此前以“政治局专门会议”代称，故引发外界对于习近平打破政治避讳，及政治传统回归的广泛关注。
2015年12月，习近平主持政治局民主会
根据官方的定义，民主生活会是中共党员在支部和党委中的一种经常性组织活动制度，是其成员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重要制度，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一种方式。
对党性异化的警示是本次民主生活会议的重要目的。在十七届政治局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4人已落马，数量之多位居历届政治局之首，必然深刻刺激高层对政治局层面的思索与警觉。正是由此，习近平警告，不加强修养和锤炼，党性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失。分析认为，习近平对中共党员的党性设立了明确的“禁区”。就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结束仅仅一天后，12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中，习近平表态决不让“四风”反弹回潮，继续高压威慑，无疑说明了中共高层对党性异化的警觉。
法宝的“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并非一蹴而就的形成，而是经历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调整。历史上，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制度化。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特别强调要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42年毛泽东开始延安整风运动，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舆论普遍认为，整风运动就是民主生活会的雏形。
中共八大后，各种阶级斗争运动破坏了中共民主生活，不敢讲真话的风气盛行。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求“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正式提出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主张。
但“七千人大会”后，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和执行。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受到空前破坏，甚至严重背离了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宗旨和原则。
改革开放后，民主生活会走向正常化和制度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这是中共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十四大时民主生活会制度被写入党章，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习近平打破政治避讳
但“六四”事件期间的邓小平时民主生活会，由于当时罢免了胡耀邦的中共总书记一职，一直被外界给予“密室政治”的称呼，民主生活会被污名化且变成高层政治的一种避讳。
可能由于邓小平民主生活会被污名化的原因，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的时候，民主生活会一度被“遗忘”，尽管基层的民主生活会依然照常进行。但相比前几任领导人，江、胡的高层级别的民主生活会陷入低潮，甚至一度无人问津。
而自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罕见地打破政治避讳，重拾了民主生活会。在2013年首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政治局各常委联系一个省份参加民主生活会，被外界解读为“党史上的第一次”， 也被媒体称为新一轮的党内“整风运动”。2013年9月下旬习近平出席河北省委召开民主生活会，评论称，一场中共党内高层“真刀真枪”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了。有观点认为，2015年末的这场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系习近平对这几年来民主生活会成果的总结，也是中共民主生活会达到高潮的一个标志。
习近平自上台后，一直很重视党内民主生活会，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对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制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称要“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另外，在中共党内“左右”意识形态纷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普遍认为，类似高层级别的民主生活会或将常态化召开。
还有分析称，习近平召开民主生活会，看似是树立党内权威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党内民主从侧面有了萌芽迸发的机会。习近平通过打破政治避讳，党内民主较以往有了“说话”的权利，不再停留在官话、套话，毛时期争论地面红耳赤的景象又一次出现。客观上，党内民主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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