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蒋介石的实力和威望上升到顶点。这是他决心用六个月时间，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决策依据。黄仁宇和绝大多数人，包括毛泽东都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内战，国民党政权寿终正寝。根本原因是日本投降了，统一抗日的大是大非结束了，“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基础土崩瓦解，蒋家王朝房倒屋塌。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严正声明
说起国共之争，国民党落败，常有人说共产党是藉日本侵华坐大的，这种说法先是台湾人说，随着这些年台资涌入大陆。黄仁宇透过《读蒋介石日记》传出消息，蒋家王朝正牌国军是借助日本人打进来，才得以成就的。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可能简单：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数字化管理，中国传统的道德统治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复杂性，需要艰巨的彻底革命。国民党完成上层建筑的统一，共产党完成社会基础的再造。“这样以商业体制作基础的社会架构，符合凡事都能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构成永久体制，才全面地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公式化的历史逻辑，贯串黄仁宇的大多着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当然也不例外。
黄仁宇是1936年的南开大学生，抗日战争掷笔从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请缨上缅印前线，任新一军上尉参谋；英勇负伤，获海陆空军一等奖章；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后“海归”国防部参谋。大陆江山易主，黄仁宇流落海外，36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念书，先大学生、后研究生、再46岁得博士学位。热血青年，英勇战斗，事态炎凉，坎坷人生，黄仁宇的着作，不似一般洋博士“言必称希腊”。“大历史”的简单框架下，更多知识分子对时事艰辛的体会，有滋有味。这样学术模式的人生观察，集中体现在《万历15年》。在这本《读蒋介石日记》中，没有多少日记，没有什么奇闻轶事，是黄仁宇参照自己在抗战和抗战胜利后的亲自经历，设身处地，对蒋介石百难之中为人处世，尽可能客观的观察。
抗战成就了蒋家王朝说起国共之争，国民党落败，常有人说共产党是藉日本侵华坐大的。这种说法先是台湾人说，随着这些年台资涌入大陆，如是说的大陆同胞，和着温软的台湾国语逐次蔓延。倘若不是日本人打进来，共产党那点儿土八路，早让正牌国军收拾干净了。黄仁宇透过《读蒋介石日记》传出消息，蒋家王朝正牌国军也是借助日本人打进来，才得以成就的。
1927年，蒋介石在党外与共产党翻脸，上海4·12大屠杀；在党内与汪精卫翻脸，捕杀老友邓寅达。1928年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关键是年终张学良易帜，也是日本人深入中国闹动乱直接促成。1929年初，桂系在南北抗命，冯玉祥与蒋介石反目成雠。
1930年，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生死相拼的全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是第二集团军司令，阎锡山是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宗仁是第四集团军司令。第二、三、四集团军合伙，围攻总司令，参战部队140多万，“双方死伤至少30万人”。李宗仁回忆：“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冯玉祥炮轰蒋介石，一天时间发射炮弹两万余发。此项纪录，日后八年抗战都没有打破！
蒋介石靠轻辞重币，封官许愿，拉拢对方部下叛变，才把这场大战“摆平”。所谓“摆平”，对方的叛军叛将，必须加官进爵，送枪发饷；战败的罪魁祸首，全是同志加兄弟，更得嘘寒问暖，作手足情深状。接着，1930年底，对共产党苏区第一次围剿惨败；1931年2月，又与党内元老胡汉民闹翻；5月，国府主席林森弹劾蒋介石；接着，对共产党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9月，第三次围剿失败；接着，9·18事变，日军占领渖阳，年底攻占锦州，整个东北沦陷；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被迫辞职。1932年1月，淞沪战役爆发，3月恢复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以后，又有第四、第五次围剿共产党；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在福建成立反蒋政权；“长城抗战”损兵折将，《唐沽协定》墨迹未干，“河北自治”提上日程；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两广事变，30万大军“抗日反蒋”誓师北上；……等等，等等。自从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内忧外患此起彼伏，没等按下葫芦，早已浮起了瓢，没过上一天消停日子。虽然趁着追击红军，中央军深入到四川刘家、贵州王家、云南龙家、青海马家的地盘，也仅仅是深入而已。这些地方，一直到委员长逃离大陆，从来没有完整属于国府。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纽约时报》在4月7日的社论中，开宗明义地说：“蒋从未真正统治过中国”。蒋介石真正统治过的，只有台湾。
辛亥革命，大清朝皇帝逊位，中国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闹剧。军阀土匪你来我往，分裂割据。表面上，国民党领导的北伐重新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各路诸侯拥兵自重愈演愈烈，中央政府照旧形同虚设。从北伐到1930年国民革命军自相残杀，军阀越伐越多，全国军队从140万增加到240万。中原大战的直接起因，是全国统一以后，中央政府提出裁军。阎锡山公开叫板，说裁军顺理成章，但必须和蒋介石联袂下野，共息仔肩，离职出洋。黄仁宇概括当时的情形：
中国旧社会既已崩溃，新社会尚未登场，如是只产生一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人物，而外面又有强邻压境，蒋介石只有两途斗争，又加着两途迁就。
各路诸侯、各派势力各霸一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天下一统的中央正朔，倒成了劳碌受气的小媳妇。媳妇想要尽快熬成婆，只好分头迁就拉拢，结果必然藏污纳垢。敌对的党内同志，武的像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文的像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孙科，即便在战场、官场，激烈斗争全赢了，也不能胜利—对方照样保存实力，虚名实惠全得。给对方叛军叛将封官发饷，以瓦解敌人的策略，也不可久用。粥少僧多，资源极度匮乏，用多了，势必引起自家嫡系嘟囔，鼓励“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升官路线，早晚被对手学了去，反过来用在自己部下身上。
所以，蒋介石接手这个烂摊子，没有能够号令全国的大是大非抓在手里。直到所谓“统一抗战”时期，仍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山西之阎锡山，四川之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之龙云、卢汉等诸多兵种。至于说甘肃青海之五马，新疆之盛世才，趁乱闹独立的达赖喇嘛，更是天高皇帝远。“蒋介石其实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一种松散军事同盟首要协调官。”
外有日寇大兵压境，内有军阀分疆裂土，蒋介石把赵普的“攘外必先安内”，当成行动圭臬。从当时中日双方实力对比衡量，把日本比作赵宋之契丹，或许有些眉目；孤立地说“安内”，恐怕一厢情愿。单说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国母宋庆龄、国子孙科等人的矛盾，从始至终没有了结。实际上，当时的中央政府，重蹈崇祯、慈禧的覆辙，败就败在肘腋心腹的大判断上。对外辱，“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对内讧，统统“完全绝望之时期”，你死我活“最后关头”。对不共戴天的共产党，更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这样崇洋媚外，岂能不丧尽人心。
真正帮忙蒋介石的，是日本人不依不饶，硬塞过来一个足以号令全国的大是大非。有了全面抗战，委员长才能大唱高调，“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既包括没有地盘、没有军队的汪精卫、胡汉民，也包括有地盘、有军队的李宗仁、阎锡山。几大战区一划，德邻金兰背井离乡，告别广西老巢；台儿庄战役小胜，徐州会战大败，情愿不情愿，必须走程序写检查，发《丧师失地请议处电》。虽然“议处”仍旧是好言安抚，留有充分余地，各路诸侯行文发电，向中央俯首称臣，已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除非像汪精卫那样逃跑过去当汉奸。
压倒一切的大是大非是，大敌当前，国运如丝，连共匪都统一抗战了，中原大战式的党内斗争再没有由头，从此犯不上继续优待政敌叛将。因作战不力，杀冯玉祥叛将韩复渠，腾出的地盘和剩下的军队，滚滚而来的外部援助，敲骨吸髓的苛捐杂税，都可以用抗战的名义，堂而皇之培植嫡系。陈诚、杜聿明、廖耀湘、黄维、胡宗南、张灵甫等一批嫡系部队应运而生，“校长门生”装配精良。与此同时，调东北军、西北军到西北打共产党；东北、内蒙、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一路抗战一路溃败，损失、消耗、取消、重组的，尽是那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党内派系和地方实力。
因蒋先生一心一意要藉对内对外的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殆尽时，中央便借口将其番号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如此，自然无法表现其战斗力，同时军纪亦易废驰。于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没过多久，“杂牌”部队长官李宗仁的这套抱怨，连新来乍到的美国人也“洞若观火”了：
事实上，因为日本人集中向华东进攻，蒋介石则把他的大本营安然撤到了西部的重庆和昆明，把作战任务交给了各省和地方的军队，他拒绝调动任何他的国民党嫡系军队上阵。
如此这般，黄仁宇得出结论，蒋介石通过统一抗战，完成了中国上层机构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应当感谢张学良----兵谏使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妥协派再没话说，高擎统一抗战的大旗，从此属于蒋氏不容置疑的专利。西安事变，明明落入血海深仇的共匪手里，居然能够化险为夷，在抗日的题目下重返权力中心，由此可见大是大非扭转乾坤的力量。当然，暂时停止剿共，蒋介石并不情愿。但是，客观地看，当时脱颖而出的蒋家王朝，在群雄逐鹿的角斗场上，不仅有共产党的威胁，中原大战和蒋介石再次下野足以证明，更多、更直接、更强大的挑战，持续来自各派各地当官领饷不受命的党内派系和地方实力。东北张学良、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以及桂系李、白，论实力，哪个都比东躲西藏的共产党强大。
从党内政治斗争到军事上大打出手，哪个都比赤手空拳钻山沟的红军，对蒋氏的统治地位威胁更直接、更严重。这时候，只有全面抗日必须统一号令，兵谏把蒋介石强力推荐成全中国名正言顺的最高统帅。“事变之后，蒋在国内声望之隆、盛德之高，真是史所寡有。”所以，蒋介石不杀张学良，应当不单单出于拜把子的兄弟私情了。
“不畏鲸吞，而怕蚕食”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不畏鲸吞，而怕蚕食。
以“七七事变”为例，冯玉祥旧部宋哲元，从始至终财政独立，“不尽受中央节制”。1935年底，“华北自治运动”的结果，“中国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性质机构”。卢沟桥事件发生，中央军增援早到保定、沧州。一直挨到1937年7月2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写给总司令的信仍然是，“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屈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煺，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三天之后，局势完全不可收拾，宋哲元才急忙电请中央军“星夜兼程北进”。接着，日军相继占领北京、天津。
中国一盘散沙，又硕大无朋。列强把沿海“肥肉”零敲碎打，利益均沾，争先恐后。然而，谁想来个大包圆儿，拿整个中国囫囵吞枣，注定消化不良。蒋介石吃透了这一点，施老佛爷赔款、割地、西狩之故技，用空间换时间，眼看着东北、华北、内蒙、华东、华中、华南相继沦陷，咬紧牙关硬是不投降。只要重庆政府坚持抗战，溥仪、王克敏、汪精卫等汉奸政权，再多也没有合法性，不甘心日本独霸中国的列强，自然会继续跟蒋家王朝打交道。
“四强之一”的负担果然，“挺”字经终于念来世界大战蔓延全球。罗斯福为了让中国在东亚牵制日本，划分“中缅印战区”，擢拔蒋介石当中国战区总司令，赐封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与美、英、苏齐头并进，共同创建联合国！
中国近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一次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两代皇帝落荒而逃，割地赔款家常便饭，一直闹到倭寇霸占泰半河山，满州国、华北临时、华中维新、南京国民，一个接一个伪政权，五颜六色旌旗招展。老大帝国受尽屈辱，沦落成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堕入亡国灭种的绝境。忽然，因为苟延残喘的重庆政府坚持不投降，国际交往中，破天荒，享受起种种头等大国的外交礼遇。开罗会议，蒋介石戎装素裹，欣欣然，俨俨然，与罗斯福、邱吉尔起居往来，平起平坐，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讨论全球势力瓜分，承诺战后收复台湾澎湖列岛，取消租界和治外法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份丰功伟绩，这等国际地位，空前绝后。到今天，都是海峡两岸领导人可望而不可及呢。一时间，蒋委员长的威望如日中天，“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唿声甚嚣尘上。在社会舆论中，蒋中正骤然成为比曾涤生还了不起的民族大英雄—曾、李、彭、胡不过“同治中兴”而已，哪里有“四强之一”扬眉吐气？喜出望外的蒋介石，虽然在日记里叠次以“岂不惶惧”的辞句警戒自己，一面又情不自禁“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以亚洲最大国的领袖地位”，先后出访印度、缅甸，调和当地民族主义对英法殖民的深雠大恨，共同抗日，统一指挥，并且高瞻远瞩大中华在亚洲的战后外交格局了。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评估“四强之一”：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的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丘吉尔在不同场合，逮着机会就反对“四强之一”：
把中国说成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所以，我不同意这样声明。
把中国当作世界四强之一，这是一个绝对的笑话。
说中国将在欧洲事务中拥有“超出礼节性之外的”发言权，抑或说，为着欧洲的利益，中国的重要性将超过法国或波兰，或者将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哪怕是超过最小的，但古老而又历史悠久的盟国，如荷兰、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这种说法根本不屑一顾。
美国历史学家考证，“罗斯福同任何其他获悉中国现实情况的人们一样，深知中国那时并不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在战后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不可能是。……他深知蒋的政权贪污和残暴，中国军队极需改组”。蒋介石的看法截然不同，公开场合脸肿人胖，“独立的中国同英国和美国平起平坐了。”1943年3月，用废除不平等条约说事，展开出版《中国之命运》，概括得铿锵有力，总结得掷地有声！
中国国民党革命如能成功，则中国国家方能独立。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两个月以后，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按捺不住急迫，企图闪击延安，以军事手段消灭毛泽东。
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六万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西南地区即使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
不知让人说什么好的是，随着美援滚滚而来，蒋介石补苴罅漏、东拼西凑的统一政权，不得不与国际接轨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派系倾轧腐败颟顸的政府，被先进生产力的美国人按照世界四强的标准，横挑鼻子竖挑眼，哪儿哪儿全成了不是。从史迪威到马歇尔，蒋介石整个下半辈子，生活在希望被美国人理解、体谅，与美国人没完没了的误解和解释之中。
本来，蒋介石很早皈依了基督教，祷告礼拜郑重其事。学着曾国藩的样，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天天写日记，警心涤虑。修身养性，烟酒不沾。“新生活运动”，单饮白开水，连茶叶都省了。美利坚长大受教育的美丽太太，自诩“我唯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面孔。”小舅子宋子文，礼聘“海归”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甚至连中文公文，要翻译成英文，才能看明白。蒋家王朝西化、美化，身体力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谁知种种诚恳全然无效。既然是“一个领袖”，就得对所有杂鱼烂虾部下，种种拆烂污的丑陋行径，负全部责任。甚至自己不畏艰险劳顿，频频坐飞机亲临前线，到各战区耳提面命，鼓舞士气，在美国人眼里，也成了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真正是费力不讨好。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当时重庆政权偏安一隅，腐败黑暗，实在够不上“四强之一”。罗斯福恩赐的光荣称号，虽然鼓舞士气，却为世人衡量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蒋家王朝根本做不到的高标准。文官三只手，武将四条腿，怎么量怎么不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举世闻名。“抗战后期，美国有关官员曾公开说：中国人何必到处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了。”“多年后杜鲁门指控蒋宋夫妇和孔宋家族从美国援华的350亿美元中‘窃取’了7.5亿美元，并称他们‘都是盗贼’”。
蒋介石好不容易当上空前绝后的民族英雄，不能改口说自己不够资格，只好东拉西扯各种理由搪塞，希望美国人体谅中国的特殊国情，反而使天真率直的美国人，越发认为蒋介石言不由衷，不真诚。1943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得到大量美援的“四强之一”，洛阳、衡阳两路溃散逃亡。美帝国主义跌破眼镜，居然得出结论：“蒋介石的战略是不进行抗日”。
中美合作与日美合作很大不同。日美合作，压根儿没有共同语言和相互信任，结合的基础是实力较量与利益权衡。日语与英语语法不同，句子比中英文长得多，而且放谓语在句子最后。外交辞令的时候，主语跟上一大堆形容词，可以一面说一面察言观色。一旦神色不对，最后还可以临时改口。譬如，“你的混帐的臭狗屎的狗娘养的王八操的王八蛋的—不是”。中文语法与英语一样，主谓宾状排列有序，话一出口，好话坏话就是它了。“你是—”，后面说出什么就是什么，再想改口，只有进一步解释，来不得日语的随机应变。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交道，一上手，时常产生相见恨晚的错觉。蒋介石对栽培他当“四强之一”的罗斯福，始终存有他乡遇故知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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