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伊始，大陆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安军自杀未遂，随即盘点了官员寻死的原因。随着习近平当局反腐的不断深入，中共贪官被查期间“自寻短见”事件时有发生。有分析认为，官员自杀无非是为了切断证据链，保全背后的“大人物”，不过往往事与愿违。
官员自杀无非是为了切断证据链，保全背后的“大人物”，不过往往事与愿违。（网络图片）
1月2日《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政知局”发表题为“出了大事、纪委要来了，这些重要官员寻死的N个理由”的文章称，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安军从区政府办公楼四楼坠楼摔伤，事后警方证实其“患有抑郁症，办公室留有遗书”，显示是其自杀未遂。
文章就此引出最近同天自杀的两名官员。
自杀或成逃避责任的方式
2015年12月27日，深圳市前光明新区城管局局长徐远安跳楼自杀。同一天，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中的矿企董事长马丛波，在参与救援时投入矿井自杀。两个人都是身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关键人，却在事发后如此了结自己。
文章称，徐远安在“泥土坍塌的红坳渣土收纳场运营项目”中，负责办理招标以及运营方证照年审计续期等事务。大陆去年年底发生的深圳渣土收纳场泥土坍塌事故中有近80人死亡，并被官方称是百分之百的重大人祸。
另一名在事故中自杀的马丛波，“罪责难逃”，发生事故的矿井就是他自己安排偷挖的。该事故造成19人“失联”，12月25日以后，媒体对该救援工作没有更多报导。
在事故发生后被“约谈”自杀的官员
文章梳理了近年在事故中或事故发生后自杀的官员，发现中共“十八”大后，患抑郁者的官员似乎多了，因抑郁者自杀的也多了。发生事故的主要责任人选择自杀后似乎彻底了断了与事故的关系。
2015年8月26日上午，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行政审批处处长董永存从其单位的八楼跳楼自杀。次日，包括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等11位官员被刑拘。而董永存似乎以自杀方式“躲过”了追责。
2014年4月4日，浙江省宁波奉化市大成路居敬小区一幢5层居民房发生倒塌事故致数人死伤。不久，事故楼房所在锦屏街道办的建设管理办主任何高波在一棵桂花树上自缢身亡。陆媒报导称，高波在死前曾被纪检叫去问话问了一天一夜。
2014年3月1日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大交通事故，致31人死亡、9人失踪。现场第一目击者、高速公路执勤交警侯昱在“被检察院约谈后”第二天就从桥上跳下坠亡。文章称，这一个攸关31名死者的关键证人消失了（失踪9人未在列）。
官员为逃脱惩罚自杀？
2015年4月26日，山东省德州市副市长黄金忠在市政府办公楼内跳楼自杀，从10楼跳下后落入9楼摔伤，财经网当时报导称其，“畏罪跳楼”，知道自己已经涉及济南原市委书记王敏的窝案。
2014年7月9日，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从办公室跳楼自杀身亡，当天准备将其带走调查的纪委人员再无结果。文章说，该官员在遗书中恳请“组织善待其家属”。
分析：自我牺牲保全“大人物”
随着习近平当局反腐的不断深入，中共贪官被查期间“自寻短见”事件时有发生。近日，港媒披露，仅2015年十月就有多达87名中共官员自杀身亡。
据最新一期香港《动向》2015年11月号披露，今年十月，中共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干部涉嫌贪腐，挪用公款，收受贿赂自杀案三百七十多宗，其中87名县处级或以上中共官员自杀身亡，自杀以吞枪、开燃气、上吊、服剧毒为主。
中共最高检就官员自杀现象，甚至订立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明令被查贪官自杀侦查工作承办人一律先停职。
自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形势严峻，反腐力度加大，一群老虎苍蝇纷纷被抓，而且很多都是窝案，涉及多个贪官，多个部门，多个层级。也就是说只要其中有一人遭遇调查，其余涉案人员必然是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与腐败案件涉案人员有交集的官员遭遇“非正常死亡”显现层次不穷。
陆媒《新京报》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曾盘点一众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并分析背后因素。分析认为，官员畏罪自杀无非是为了切断证据链，牺牲自我保全背后的“大人物”。不过事实说明，“畏罪自杀”不仅不能保住同伙，反而成为了坐实案件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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