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学者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首次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指出中国还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政治改革，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攻坚》一书反映的仍然是官方在政治改革上采取的渐进主义思路，唯一的新点是它首次提出30年的具体改革时间表。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采取的“先经济，后政治”，甚至是“经改政不改”的渐进策略，对比前苏联的“震荡疗法”，显然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一党专政虽然遏制民间创造力全面发挥，但无需协商及没有监督的决策与执行力所带来的行政便利，也让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能快速前进。30年来的经济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当局在反思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推出《攻坚》，显然有再接再厉之意。但主张政治改革的民间学者反应冷淡，较乐观的认为有表态总比没有好，较悲观的则判断这是当局光说不练的另一证据。
无论怎么看，《攻坚》的面世说明当局已经无法不面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无论是体制内或体制外，30年间“先经济，后政治”、“经改政不改”所累积的问题不但难以忽视，而且已经严峻到可以扭曲下一步发展，甚而威胁已有成果的程度。
以社会深恶痛绝，中共高度警惕的腐败问题为例，“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模式孕育了一批靠权力攫取经济好处的团体，这些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衍生自一党专政下的特权阶级，“后政治”让他们如同癌细胞般借吸取“先经济”的养分持续壮大。
人民网一篇文章甚至认定“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腐败利益集团”的温床，他们盘踞各行各业，有“社保基金型集团”、“地产型集团”、“金融型集团”、“大型工程型集团”、“商业型集团”、“医疗型集团”……
文章说，这些“腐败利益集团”不但可以与中央的政策对着干，还可以“摆平”与他们作对的人，可以影响地方的政治生态平衡，大部收归改革的成果。
新华社在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发表了一篇有关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报道，警惕“特殊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
如果特殊利益集团还不是那么显眼，那官僚系统现代化的速度落后于社会意识的进步，则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切肤之痛。在大陆媒体节制报道的情况下，官员滥权违法的新闻仍然不绝，实际情况显然更加不堪。
对于这些弊端，当局心中雪亮，因而在舆论上开始释放“监督”、“民主”、“公民权”等正面信息；然而期待越高，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冒进改革当然不可取，但是不改革的成本却是与改革的速度成反比，速度越慢，代价越大，况且中国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慢条斯理的改革最终将面对“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窘境。
这个现象也被国际媒体注意到，在上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全国人大是否将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早在1998年便签署，其后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和中共前常委罗干还就提交人大批准先后三度表态。10年后，批准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渐进主义的成就与弊端同时显现，如果《攻坚》提到的时间表意味着政治改革仍然维持牛步，待没有及时消灭的癌细胞扩散，可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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