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想要“解放”韩国，动员全部军力猛攻，朝鲜战争爆发。韩国毫无准备，首都汉城沦陷，朝鲜军队一直南下，快打到海边了。此时联合国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抵御朝鲜的进攻。10 月，毛泽东不顾其他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反对，决意“抗美援朝”。
2014年6月2日，朝鲜新义州某旅游购物商场玻璃柜上，插着中朝两国国旗
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使刚刚结束22年战争（1927-1949）的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因此殒命朝鲜战场。爱子心切的毛泽东在1959 年庐山会议上把他对彭德怀的怨恨抖了出来。毛发表长篇讲话说“：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说了这些，毛泽东还不解气，后来又道：“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然后宣布散会。
在官方的宣传中，中朝关系向来被称为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军事指挥权、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冲突。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
为了弥合中朝矛盾，重新赢得金日成的信任，战争一结束，毛泽东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在朝鲜重建的最初几年，中国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鲜战争中所蒙受的巨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
然而，朝鲜重建出现了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侵占、盗窃、挥霍国家财产，粮荒、饿死人等严重问题，金日成为了稳固地位，不惜开罪毛泽东，清洗在中国待过的“延安派”等反对派，这使中朝关系迅速转冷。
而毛泽东为了与苏联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转而支持金日成打压反对派。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中共犯了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并接回那些逃到中国的反对派，金日成断然拒绝，毛泽东只好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1958年金日成访华，受到30万北京市民夹道欢迎。会谈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至于中国自己也缺的煤炭、硫磺，以及靠从国外进口的橡胶，也都满足了朝鲜的需求。
为了彻底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撤退时将营房、设备等价值1亿5,7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全部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回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
1959年以后，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化，双方竞相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援助金额和规模不断攀比上升。金日成则左右逢源，尽力争取利益最大化。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后，朝鲜开始倒向中国，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1961年中朝缔结《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从而确立中朝军事同盟。1964年签署的《中朝国境的议定书》，将长白山一带的边界从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石乙水线退让到接近于朝方的主张线，将白头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鲜54.5%、中国45.5%）划给朝鲜。后来经过1972年至1975年进行的中朝第一次边界联检，确定中朝边境的沙洲、岛屿61个，其中划归中方13个。“这是对朝鲜相当有利的分割。”
1965年勃烈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加大争取朝鲜的力度。而朝鲜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也开始远离中国转而亲近苏联。加上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中国推行革命外交，中朝关系更加恶化。部分红卫兵指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门徒。金日成闻讯大怒，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毛岸英等烈士墓碑统统打烂。1967年底，中朝两国互撤大使，中朝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中朝边境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
后来，中国饱受激进政策之苦，外交陷入困境，毛泽东开始努力改善中朝关系， 1969年承认，中朝之问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向金日成就“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中朝关系再次恢复正常。此后直到1992年，中朝双方的关系都处于平稳状态。
为了打破“六四”之后被围堵的战略局面，中国决定与韩国建交。据说，中韩建交后，金日成向邓小平交涉：“既然你和我们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断交。”后来，朝鲜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反制。1993年，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2000年奥运会主办，就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
后来，随着朝鲜核问题引发的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1996年中朝签订《中朝经济技术协议书》，协议签订5年内，中国每年支持朝鲜50万吨粮食、120万吨石油、150万吨煤炭，其中一半以上是无偿援助。据《联合早报》统计，从1995年到2001年，朝鲜所获粮食援助总计410万吨，其中200万吨来自中国。一个间接数据反映中国对朝援助规模相当可观----仅在2000年，从丹东火车站进入朝鲜的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有：原油7,500灌车计30万吨；大豆500车皮计12,000吨；原煤5,000车皮计18万吨；载重卡车500辆；工业机械200余套。
为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在2003年促成了由中国、朝鲜、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参加的六方会谈。但是，“朝鲜利用六方会谈来争取时间，并以此为掩护继续发展核武器。”并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在2006年、2009年、2013年三次进行核试验，并在2016年1月6日首次进行氢弹试爆，给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朝鲜战争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曾说：“中国对朝鲜政策总是给人一种好像被谁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上面梳理的中朝关系66年的历史可以佐证，沈志华此语并非言过其实。
从1950年至今，中国经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五代领导人，朝鲜则由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祖孙三代掌权。如果套用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来评价中朝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播下龙种，习近平收获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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