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经济上有所发展和突破是必须的，而能够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才是真正的强大。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就连生命都随时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共和大国。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共识网写到，共和国就是要讲道理，所以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共和国的一个标志，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原文如下。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
台湾学者每年都会召开一个新年期许会，为沟通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和领导的期望。台湾的情况与大陆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学台湾。今天我的题目是“共和意味着开放言论自由”。
共和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从英文的Republic翻译过来的，牛津大辞典中“共和”的意思很模糊，我们翻译成共和是随着日本人翻译的。但我觉得翻译的非常恰当。不管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能把一个国家的体制称为“共和”，就是大家讲和平，不许动武。
一个国家的问题很复杂、意见很不一致，如果任何问题都不许动武，那怎么解决问题？那就是要坐下来谈，谈不拢怎么办？谈不拢继续谈，一直到谈拢为止。最终一定能谈拢，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的目标是一样的，即全国人民的福祉、大家的幸福。如果谈不拢就动武了，那就不是共和了。
改革以前，中国的政治文明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斗死了，命就没了，从刘少奇到林彪，还有彭德怀、贺龙等等都未能幸免----斗输了，命就没了。现在中共的政治文明往前迈了一大步，不杀政治犯；我们看北朝鲜的张成泽，没几天就判处了死刑，那就是政治上野蛮。中国是文明政治，也就是说对政治家而言是安全的，政治斗争是讲道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最安全，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不安全？显然，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制度对政治家是安全的。反过来讲，一个独裁制度对政治家极不安全，他自以为很安全，实际上是很不安全。有好多的例子，从齐奥塞斯库到萨达姆、到卡札菲，这些独裁者一个一个都死于非命。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当然他们也有遭暗杀的问题，但是非常罕见，大部分是能够平安下台。当前中国的政治不但不杀政治犯，告密制度也取消了。曾经的情况是，你说了和党中央不一致的想法，我告密，就能把你整了，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有，但是越来越少了。这说明国家已经不能再对老百姓的思想实施控制了，其实告密的目的就是控制思想，一个人不小心说一句话就可以被定罪，现在告密制度在体制内还有点市场，在体制外则完全没有了。
怎么能使所有人更安全，政治家安全、老百姓安全，那就需要法治，要讲道理。中国的法治有进步也有退步，大家知道最近有好几起冤案，被定罪的不是杀人犯，但被处死，后来真凶认罪，或者被杀的人活着回来了，都是很明显的冤案。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冤案？就是安全没有保障，屈打成招。而且已经是冤案了，要平反，要纠正是难上加难，这说明中国的老问题----权大于法没有解决。
共和就是要讲道理，所以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共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从这方面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有所倒退……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今天的新年期许会，我的期许就是言论要自由。这一条是最根本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别的统统都谈不上。而言论自由是争取得来的，不是恩施的。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中国是强大起来了，但中国的强大只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远远不是在国际上受尊敬的一个国家。我们有中国梦，但这个梦要实现，不是在经济上怎么了不起，而是要受到全世界民众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这还差的很远。差在什么地方？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想要根治贪腐那是痴人说梦。没有言论自由什么都谈不上。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 ），生于南京。经济学者，美日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2014年4月26日，茅于轼成为英国Prospect杂志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获奖者之一，名列第四。
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滕县（今山东滕州）农村劳动。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
“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喜爱太极拳的茅于轼对这12年的风雨看得很开----“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中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政治改革的主张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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