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72年是周恩来年，那么1975年大体上是邓小平年；用当年激进派的语言叫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纳吉企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年；或者，如同在激进派遭到清洗后，这一年也可以称之为“唤起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奇怪的是，毛如同他在1972年时一样，对其激进派盟友的警示反应迟钝。1975年的邓小平则像1972年的周恩来那样，利用主席的消极被动来试图扭转文革造成的破坏。
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北京合影
毛之所以选择邓，部分原因是他寻求实现为了降低军队在文官事务中的作用的目的。“林彪事件”让毛得以大刀阔斧地降低了解放军在党中央机构内的作用。但是，军队干部控制着北京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1973年12月12日，毛在一系列政治局、中央军委会议上抱怨“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政”，明确暗示军队退出政治事务。他采纳了据说是叶剑英的建议，命令八大军区（共有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相互对调，将他们调离了各自根深蒂固、在文职和军职干部上人脉深厚的山头。毛的交换条件是提议让邓小平重新进入政治局和军委。毛同时提出这两个方案，其策略一望而知。为了说服军区司令们离开自己辖区，他含蓄地向他们承诺，尽管周恩来正在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接替周的位置不是王洪文，而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资历的老同志。毛的命令在规定时间内得到执行。邓小平在文革后暗示自己对此很惊讶，由此可见这个交换条件的重要性。毛在亲手造成了全国无政府状态后，不能再指望军队将领的自动服从了。
在提升邓的事情上，毛也向其他的不可抗力屈服了，即周恩来的日益虚弱和王洪文明显的无能。周恩来的健康持续恶化，他所主持的国务院和政治局会议已经不能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里召开，而必须在医院里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长期推延后于1975年1月举行，周积极参与了会议的筹备，甚至离开病榻，做了一份重要的报告。这是一曲名副其实的天鹅之歌。经过允许，周恩来重申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些目标是在文革前提出的，但是在大动乱中被遗弃了。
毛提议周在这次人大会议后退休。他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1975年2月1日，周恩来把他的内阁成员召集到床边，最后一次告诉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将来这样的会”，他说，“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周致信告知毛有关国务院新的分工。他说邓将“主管外事”，“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没有提出异议。这毕竟是他的想法。
造成邓小平复出的另一个因素是毛对王洪文的失望。1974年10月4日，毛工作人员打电话经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告诉他要任命邓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对激进派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此外，毛不在北京，激进派在危机状况下无法像过去联系上他。7月中旬，为了改善健康状况，毛去了南方，在那里一直呆到了1975年4月中旬。
在1974年10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了争吵。激进派委托王洪文往长沙晋见正在湖南家乡养病的主席。王提醒毛说，现在的政治气氛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并指责周恩来不顾自己有病，还在与邓小平和其他人搞阴谋。但是毛没有接受王的警告，反而告知王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并且要王警惕江青。毛很明白，他的这位年轻接班人同江青及其上海帮搞在一起，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会随1960年代末的动乱一道名誉扫地。现在主席看到的是：王洪文虽然职位高，但是他仍然听命于江青，而且不可能与她以及他自己在上海的老上级保持距离。即使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承担不起治国安邦的重任。12月底，毛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当着在场的王洪文本人的面说王在政治上“没有邓小平强”。毛坚称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此时的毛是如此衰弱，他的讲话又是如此难懂，以至于最后这句评语说不出来，要被迫写下来。好在没等他写到一半，周恩来就懂了他的意思，把剩余的说了出来。但是，毛的脑子很清楚。他提议让邓担任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最后这一职务是首次授予一名文官。这对激进派是一大打击，为了让他们保持一点信誉影响，张春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排名第二的副总理。
即使在四届人大之后，日益虚弱的周恩来继续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但在实践中，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现在是由邓负责。邓像其之前的周一样，仍然没有权力自己决定发布中发文件。这样的文件及其包含的任何政策和决定，一直以来需经党的主席批准后才有效。虽然毛泽东仍然握有最后的决定大权，但是大约在1975年7月初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达成一致，以后邓小平将主持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会议。因此，在1975年大部分时间内，根据毛的命令，邓小平管理着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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