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2016年1月11日发表题为《风暴中的花蕾----我亲历的文革十年》。文中写道：我也曾做过揭批班主任老师的坏事。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张基兰，一位仁慈和蔼的中年女老师，她教授中文语法中规中矩，阅卷作文也尽职尽责，不足一年她两次在班上当范文念过我的作文，评语也多为肯定式的鼓励。当运动来袭，我竟然稀里马虎随波逐流恩将仇报，在班级揭批张老师的会上胡乱发言，当有人说“张基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仇恨共产党。”这纯属牵强附会，我当时却认为张老师是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指名道姓跟着喊“打到反革命……”的口号。当我看见同学们踊跃怒揭张老师“罪状”，我竟然把上中学后的负面情绪推责给无辜的张老师，当时自己胡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煞有介事义愤填膺。
文革初，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
一、停课了
1966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北京49中初一（1）班的38名学生正在教室里上书法课，突然学校操场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咔滋滋噪音之后，校园广播站的播音员亮开大嗓门念起《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5·16通知），紧接着喊道：“同学们，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当修正主义小绵羊，走出教室投身文化大革命！”同学们惊愕倾听着，继而躁动起来，两个男生带头起身离座，嗷嗷怪叫着跑出教室，这时我收起毛笔走到头排座位拉起好友海云的手奔向操场。
半年多前的1965年9月1日，根据小学毕业成绩以及我个人填报的第三志愿，我被北京49中录取成为该校的住校生。我们初一年级平日上午有语文、代数、英语等主科，下午有珠算、书法、体育或自习课。50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堂没上完被打乱的书法课，当时我正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按照柳公权体字帖用毛笔写着大字，那是我未满一年中学生涯最后的一节课。
北京49中是一所收寄宿生的、拥有模范教师的好中学，位于幸福大街路西，马路对面是崇文区委和区公安局。一进校门影背墙后是有一座标准足球场、两座篮球场的大操场。66年5月当我俩来到操场时，不少同学已聚集在操场国旗杆旁的主席台周围，对“文化大革命”和新成立的“文革小组”这两个新词议论纷纷……
从那天起，北京的中学骤然停课了，我们那群13岁到18岁按部就班念书的少年，变成替领袖毛泽东打乱秩序、击败政敌、冲锋陷阵的“红色小闯将”。后来，我们那批人被统称为“老三届”，原本该68年初中毕业的我们是“老三届”最低一级，加上我提前9个月上小学，文革爆发时我13岁零5个月。50年后，老三届纷纷白了头，很多人拒绝谈论文革，那十年实在不堪回首，有些事也难以启齿。2016年1月11日傍晚，63岁的我鼓着勇气、硬起心肠，打开电脑开始写十年亲历，颇感腰酸背疼眼发花。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大陆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风暴。一般认为文革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1966年5月文革的兴起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从1969年4月九大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三，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抓捕王张江姚“四人帮”。而对“文革闯将”的中学生来说，我感觉文革的第一阶段是1966年春天停课到1969年前后老三届上山下乡或参军、进工厂，从学生到工农兵；第二阶段是1969年前后老三届相继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披露，从盲目到惊醒；第三阶段是1971年秋冬因林彪摔死、中央下发包括《五.七一工程纪要》系列文件，促使渐渐懂事的我们在内心反感并消极对待文革到1976年9月毛泽东离世，文革无以为继。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毛泽东是文革的发起人和总导演，文革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林彪和“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大喽啰，好比文革初期我们那批红卫兵、后来的工宣队员、解放军代表等是毛的小喽啰。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运动性质，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对文革应负主要责任，具体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的死亡人数达二十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高达一个亿（占当时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含冤致死的人数超过两千万，造成八千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是的，叶帅言之凿凿，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社会大灾难。我父母是抗战初期加入中共的老干部，文革前和文革中父母长期派驻国外拿双份工资，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京城也算是特别优越的了，但那十年我家的伙食也很差，五毛钱的肉馅、半棵白菜是全家人吃面条的菜码，窝窝头就咸菜并不新鲜，逢年过节我五兄妹也没有新衣服可穿。记得1975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去会城门银行取钱准备分寄给亲戚们，手拿存折小本在柜台前被排在身后的一位60岁左右的老伯伯瞄见700多元的余额，他竟然大呼小叫道：“呀，姑娘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呀！”可想而知，那时候家家户户省吃俭用几乎也没什么存款。
更重要的是那十年间，我亲眼见到过一系列迫害、自杀、毒打等暴力场面，1966年8月30日傍晚一个被剃成阴阳头、满脸血污的中年男人爬过来哑着嗓子朝我讨水喝，他身后是快码满一篮球场的被打死的“黑五类”；文革中我姥爷、我爸妈挨批斗的经历，造反派曾破门而入到我家里开“家庭批判会”；我姥姥为躲避额头被刺“地主婆”跳下火车摔断脚踝、爬回老家；从小学三年级养成看书习惯的我，在16岁时成为一个悄悄传书偷偷看的“书乞儿”；1974年我因看小仲马的《茶花女》半本残书，被车间书记勒令停工写书面检查，差点被开除团籍；1976年4月因拒绝参加工人民兵到天安门驱赶悼念活动，我被全厂大会点名批评并记过，年底总结会上又被点名表扬并撤销记过处分……总之我这一系列写的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往事，决不是掺过水的小说。
二、开始胡闹了
自从“5·16通知”一播出，京城中学停课了，一大帮正能折腾又不管不顾的孩子好像突然被卸去缰绳与嚼口的马，性子野的就开始尥蹶子踢踏甚至胡撕乱咬。
北京49中位于城南，清朝和民国年间这一带云集着底层的杂役、小商贩，“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并非虚言，其中的南贫，刚好包括我校地处的崇文区榄杆市南面那一片平房区。49年之后，各部委机关、部队大院争相抢占长安街及以西一线安营扎寨，我家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就在其中，紧邻空军、海军总部、军事博物馆和冶金部、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军政要地。崇文区冷清多了，1966年，我校附近仅有国家体委和空军北京分区指挥部（简称北空），再无其他大机关了。
体委和北空的子弟比较生猛，风暴一来势必成为学生领头羊，我和初一的“小屁孩儿”们跟着他们闹腾。文革初，我的第一件“革命行动”是跟着学哥学姐20多人跑到北京市政府前请愿，要求尽快给我校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小组，闹到天黑才罢休，不久工作小组进校了，指导师生们“揭发校领导”。有人想起半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49中校党委书记交给我和海云一封信的事，几个高中生贴出大字报质问书记“掩盖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罪大恶极！”，校广播站高音喇叭把我和海云叫到工作组办公室。两个高中生和工作组副组长细细追问那件事，我俩如实道出事情原委：
海云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一起考进49中后住在一间宿舍，自然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俩65年9月上中学时，海云爸妈是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参赞，我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父母不在身边使我俩长期感到孤独，小升初没被第一第二志愿录取的挫折，加上持续三四年的高调宣传爱国主义，我俩窝在学校里感觉憋屈，恨不能赶紧穿上军装开赴抗美援越前线去保家卫国。作文课上我写了给毛主席的信表达急切当兵的心愿，海云的字写的比我娟秀，她认真把信誊写好，我俩签了名，装进信封后感觉意犹未尽，又把一只用彩色塑料丝编好的精致的小花篮装进牛皮纸大信封。深秋的一天，我俩来到天安门却投送无门，又闯到新华门被卫兵拦住，值班门卫看了信和小花篮，指着西边不远处的电报大楼“到那里写好地址，贴足邮票，毛主席就能收到。”我们在信封写上：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中间写：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亲收，落款：永远忠于您的XXX、XX。
回来后把这事放一边了。大约一个月后，突然校领导传话我俩过去，详细询问“给中央写信”的事，然后从抽屉中拿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要求我当着书记的面拆看回信，我们立刻照办了，只见书记紧张的表情释然了，刚才书记可能怀疑我俩给中央写信告学校的状？那封回信是一张半透明的打字纸，四号蓝色的字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好的，大意是：“你们的信和亲手编织的小花篮我们很快会转交给毛主席。”“你们年龄还小，要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将来参军上战场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然后还是鼓励安心学习的一段话，总共半页字，下面是落款和日期，还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红章。
海云和我读了又读，都想保存，只得从中间裁开各自保存一半。同宿舍有人把这事说出去，事关红太阳毛主席，中央还回了信，这事在校园传得飞快，结果文革初期有人据此贴出大字报质疑校领导，工作组要检查原件，我俩不情愿地把各自保存的半页信交出去。没料到工作组很快被冠以“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而赶出学校，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俩的那封回信随之不翼而飞。好在那件事我们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指责学校书记，连对书记怀疑给毛写信是告状都没多说，质疑校领导掩盖毛关怀学生“罪恶”的大字报很快就被覆盖了。
文革初期学校以及各单位的大字报用四个字形容最恰当----铺天盖地。我们49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同样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工作组撤走后，揭批校领导的斗争不降反升，连不少普通教师也被欲加之罪的大字报搅扰的苦不堪言。我也曾做过揭批班主任老师的坏事。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张基兰，一位仁慈和蔼的中年女老师，她教授中文语法中规中矩，阅卷作文也尽职尽责，不足一年她两次在班上当范文念过我的作文，评语也多为肯定式的鼓励。当运动来袭，我竟然稀里马虎随波逐流恩将仇报，在班级揭批张老师的会上胡乱发言，当有人说“张基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仇恨共产党。”这纯属牵强附会，我当时却认为张老师是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指名道姓跟着喊“打到反革命……”的口号。
当我看见同学们踊跃怒揭张老师“罪状”，我竟然把上中学后的负面情绪推责给无辜的张老师，当时自己胡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班每个同学几乎都加入这缺德的声讨，越到后面越胡说八道。那次会后，班里几个同学连家都不回了，连夜分工写大字报，有位男生甚至发誓“不写满60页（大字报纸），就剃秃瓢！”最终他并没凑够60页“罪状”，但我班揭批班主任张老师的大字报的篇幅创了我校纪录，围着教学楼转圈贴出后，舆论哗然，张老师倒大霉了，被学校造反派罚做苦工。
这事太缺德了，每次想起来都恨自己，班里其他同学也悔恨不已。1990年10月14日，老同学们凑钱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开车到家门接上张老师到京郊怀柔慕田峪长城和雁栖湖聚会游玩，午后我们郑重地以瓶谢罪，当面向老师真诚道歉，弥合当年愚莽给老师心灵造成的重创。当张老师极尽师恩予以宽容，说“哪里能怪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小孩子！”时，我的泪水突然涌出，转过头不去擦，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
批斗迫害老师，是天下最无耻的行径，文革初期我们那拨喝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学生们无可饶恕地犯下此罪，天人共怒百身莫赎！后代当牢记此深刻教训，尊师重教天理良心。
停笔细细回忆，当年我们49中大操场西边是整齐的4座楼房，最北边一层是教工宿舍，二层是女生宿舍；依次向南是办公楼、初中教学楼、高中教学楼。1966年到67年，除了宿舍楼外，另三座楼全被层层刷新的大字报覆盖着。我校的大字报充满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无端责难与恶毒漫骂，大体有三类：一是乱扣帽子，污蔑历史老师“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外语老师教英语是“为美帝唱赞歌”，教俄语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数理化老师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等等；二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比如老师批评学生被定性为“欺压无产阶级后代”；三是公报私仇、毁人清誉，一些人趁乱揭发校领导或某老师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有海外关系等当时可怕的身份；有人捕风抓影造谣某老师和某某有不正当关系，让被害人无以辩驳。这类混蛋逻辑与无聊内容充斥在不断刷新的大字报上，越看越无聊，使刚开始热衷围观大字报的师生们，渐渐没了兴趣。
文革初期，头一回让我寒心的是那次全校批斗会，大操场上乌泱泱站满了人，被划为“走资派”的女校长、有“反动言论”的教导主任被学生反剪着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带领喊口号，“XXX不认罪就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不翻身，打到XXX！”震耳欲聋。我站在离主席台不远处跟着喊口号，旁观校领导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用剪刀当众将女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头发一缕缕剪掉，故意剪成半秃半糟的怪样子羞辱落难者。突然，有人拎来贴大字报用剩下的半桶浆糊，炎炎夏日桶里的剩浆糊早已腐败酸臭，那人风风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扬播着酸腐不堪的臭气。接下来的情景让我忍不住“啊----”叫出声，赶紧捂紧自己嘴巴，只见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长，抬起手臂将臭浆糊倾倒在大约和他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校长头上，连噎带呛心力交瘁，女校长一下子瘫倒昏晕过去。
“真臭！”“真臭！”台下观众纷纷掩鼻，队列散乱开来，高音喇叭孑自传出咄咄逼人的批判口号。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低着头气喘不匀，想不明白为啥要如此虐待女校长？不久前我们不是还恭恭敬敬向她打招呼吗？干吗要把她整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胸口憋的愈发难受，我溜出操场回了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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