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些小区逢年过节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少市民驾驶小车进入亲戚家所在的小区探亲，不料，却被小区的保安给拦住了。
1935年2月7日，方志敏被押至南昌豫章公园示众
保安说：小区车位满了，进不了。
有些脑瓜儿聪明的车主，当时一下子就 “懂了”，立马掏出一个五十元的红包，径直递过去。保安笑嘻嘻地收过钱之后，立马改口，说：车位突然又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这说 “车位满了”，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这逢年过节的，人家保安是要卡你一下，要你给他个红包。
这小区的保安，他可没说 “不让你进”，而只是说 “车位满了”、拐着弯儿、给自己创造那么一点点 “权力”。保安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手中这么一丁点儿可怜的“权力”，仍然是值钱的，仍然是可以卖个钱的。
其实， “权力” 到处都有，关键是人要自己懂得去 “开发”它、利用它。住宅小区的保安，人微言轻，可是这逢年过节的，他就是能找出这么点事儿，来卡你一卡，敲诈你一下。
要说起我们中国的近代史，这旧社会当官的人哪，大官儿有大贪，小官儿有小贪。没有官位的呢，想方设法、给自己创造一点“权力”出来、争取卖个钱，也可以贪一贪。
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人，似乎最擅长弄这个。
在晚清时期，旅居广州的法国人老尼克（émile Daurand Forgues），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的旅华回忆录，在这本小书里，老尼克记录了他所亲眼目睹的一起凌迟行刑、并发现了清代刽子手 “创造权力捞钱” 的丑陋生态：
原来在当年，这大清国的刽子手，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官员，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刽子手的手上就没有权力。这凌迟之刑，俗称“千刀万剐”，我剐你一千刀也行，剐你一万刀也行，总之，剐你多少刀，这个完全是我当刽子手的说了算，这本身，就是一种 “权力”。
你要死个痛快，行，你的家属就得要 “会做人”，只要你的家属“会做人”了，我偷偷往你心窝儿一刀下去、让你瞬间断了气，而至于那余下的一千刀也好、一万刀也罢，那都是我剐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你早就断气了，你感觉不到、疼不了。懂了么？
但是，倘若你要是不给这钱，行，那我就真的给你剐上个千百刀的，让你“不得好死”。
可见哪，“刽子手” 这种不起眼的小职位，在当年，其实也是一个肥差。
只要它是个权力，它就总能卖个钱。
我们再来说说这 “门童”。
当年，这给大户人家看守大门口的 “门童”，又称 “家丁”，地位够低了吧？可是您可别小瞧人家：人家的油水，可多着呢。
你来客说找我家老爷，我说 “我家老爷在”也行，我说 “我家老爷不在”也行，这是第一层卡你，当时又没有手机，你根本无从核实。
而就算是我家老爷真的在家，我现在给你通报也行，我故意拖沓你一下、晚一点给你通报，也行。这是第二层卡你。
这些玩意儿，在你还没进我这家门口之前，就是我说了算，因为，你没法核实啊，所以，它就是我这当门童的，说了算。
《晚清吏治面面观》这册资料记录：在晚清年代，满清庆亲王奕劻，这个赫赫有名的大贪官，为了假装廉洁，曾经在自己的家门口，贴上了一块写着“严禁收受红包”的告示。
有一个傻乎乎的小地方官儿，拿这标语口号给当真了，这个人，就是“江西提学使”林开慕。
林开慕先后两次，来求见奕劻，两次都被门卫挡住、不让进。为什么不让他进呢？因为，他没有给门童红包嘛。
第三次，林开慕终于忍不住了，他索性直接质问那门童：“你们王爷不是在门头的告示上都说了吗：严禁收受红包！”
你可知道，那门童当时是如何回答他的不？门童回答说：“你别傻了！咱王爷能不这么写吗？！”
其实在当年，不止这王府是这样，连那当年的紫禁城，也是这样的。你要求见那皇太后，你就得通过当太监的为你去通报。太监给不给你通报，这是一个；是马上给你通报，还是拖你个把小时，这又是一个。在当年的皇宫里面，当太监的，就利用这么点小小的“权力”、收红包收到双手抽筋。
前面说了刑场、王府、皇宫。其实呢，还有近代史上的中国监狱，也是“油水满天飞”。
曾经蹲过“党国”监狱的张国焘，在他所著的《我的回忆》一书里面记录：在民国时代，这犯人的亲属给罪犯送零花钱过来，钱是不能直接送到犯人的手中的，而是必须要由狱卒 “代管”一段时间。
这个所谓的 “代管”，其实就是克扣。那么，当年的狱卒，要克扣多少呢？依据张国焘的了解，是要克扣30％－50％。
也就是说，犯人家属给犯人每送100元，狱卒都可以克扣其中的30-50元，而最终落到犯人手上的，也就只有50－70元。
你要不服气？行。狱卒可以操纵狱霸、将你狱中的亲人打个半死，让你得不偿失。所以你还是识相一点好，不要坏了人家“行规”。
有不少年轻的读者也许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旧中国的监狱会有 “狱霸”这么个丑恶角色存在----现在懂了吧？“狱霸”其实就是“狱卒”的“马仔”、爪牙----有些事情，狱卒不方便干的，就通过狱霸来干。
旧中国的狱政黑暗，这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可是，这还不算，当年的狱卒，不但贪污活人的钱财，连死人的钱，他们也要贪。当年同样蹲过监狱的方志敏，在他的《狱中纪实》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监狱黑幕：
国民党时代的监狱，每当有囚犯死亡，倘若没有家属来收尸，监狱的卫兵就可以代办丧葬。每死一名犯人，卫兵均可以从国民政府领12元的丧葬费。可是，卫兵往往只花8元，而贪污余下的4元。
有个监狱卫兵曾经悄悄地告诉过方志敏：“生意”好的时候，半年就可以赚到一千多块钱。
这不但你活着的时候，要把你榨干，就是你死了，也要让你睡不了好棺材，随便弄个硬纸片糊的小盒子、将你往里面一塞、一盖、往火里一推，你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狱卒处在官场的最底层，可是尽管如此，你也不能小瞧他们，虽然职位低微，人家狱卒手中的权力，还是有的，能换的钱，也是大把大把的。
可是，这旧社会呀，不但官场有腐败，就连这职场，也有腐败，而且也是自古有之。“《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 这册史料，记载了清末民初年代，英资企业“怡和洋行”的中国职业经理人（所谓的“买办”）利用手中的小职权、贪污受贿的往事。
在“怡和洋行”这家当年的“外企”干了20年的老员工黄孝宽回忆道：“怡和洋行”的中国籍员工在向中国本地代理商出货时，往往要将货物的出货价格抬高5－10％，抬高的部分干什么用的呢？中饱私囊的，但写到账上就不是这个数了。这叫“油水”。此外工资照拿。
可是，你地方经销商还是得认、还是得乖乖地交这个钱。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懂英语，你和那洋鬼子厂商搭不上话，唯有这个当买办的，他既懂英语、又懂中文，他不但是桥梁，而且往往还是洋商的代言人，总之，是他说了算，你没了他，你还真的不行，除非你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否则，你根本就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啊，在当年，懂一门外语，有时候，也是一种“权力”，也可以捞到钱。
只要它是个“权力”，它就总能卖个钱。
你再比如说那抗战时期吧，当年那军火库保管员，也是一个“油水差事”，想不到吧。
《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记录了以下一则往事：
有一回，李宗仁从蒋介石那里讨要军火、并拿到了蒋介石手写的 “批条”，于是，李宗仁派人带上“批条”、到军火库去领取军火。
可是，人家军火库的保管员不给，凭什么不给呢？仓库保管员说：你将这批条搁下来，前面那人还没领完，你得明天再来。或者说：这某某型号的弹药，今天早上刚好发完了，请你明天再来吧。
够客气了吧？人家仓库保管员，并没有说不给你，而只是说：发完了，请你明天再来。
两次，三次，屡次遭到推搪之后，李宗仁在困惑之下，找了 “资深” 人士一问，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人家仓库保管员，才不管你抗日不抗日，救国不救国，总之，你不给我红包，你他妈就别想从我这儿拿到弹药补给。
不错，你是有蒋委员长的“手令”（批条），可是，我也没说不给你啊，我只是说“现在没货”嘛，让你明天来，这难道不行吗？
这就是所谓 “县官不如现管”。你不讨好我仓库员，哪怕是蒋委员长的批条，有时候也相当于是废纸一张。
我们再说说这抗战胜利之后。
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这下好了，这投降了的日本鬼子，就是我砧板上的肉，你得讨好我了，否则，我弄你个“狱中病死”、再找个医生，开个证明----谁知道呢？
战后国军接收人员李汉中，在《广州文史资料》第48辑《广州受降接收与肃奸纪实》一文中忆述：抗战胜利之后的广州，放下武器的日本兵，非常听话，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样，哪怕是国军的下等兵，都有权虐待你日本鬼子一下。
这下，有许多日本兵，为了得到国军的优待，就开始给国军人员送礼、行贿了。有不少的国军接收人员，因此发了大笔的横财。
我手上有了生杀大权了，这能不卖钱么？一切的权力，都能卖个钱。
打完小日本了，该享福了。那些年，美国好莱坞大片，大量涌进中国市场。当年的国民政府，有一个叫做 “电影戏曲审查委员会” 的所谓 “有关部门”，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审查美国大片的。不但要审查，而且还要删减。
这样，权力就来了。你这美国片子，能不能通过我的政治审查？如果能过，那么，要不要删减？如果要删减，那么，删减多少？删哪些？不删哪些？这些，都是我“审查员”说了算。
这就是 “权力”。有了权力，也就有了钱。
于是啊，这批“审查员”，要求美国片商必须组织“试映”。所谓“试映”，就是 “免费看电影” 的意思。审查员将自己所认识的、有一点点交情的、没有交情的党、政、军、警、宪、特各界官场朋友，都喊将过来，免费看“试映”。
不但如此，在影片正式公映之前，你美国片商，还必须得给我赠送“戏票”、并且，还必须为我的亲戚、朋友、狐朋狗党们，预留前排的上等座位。
这还不算，你还要给我送礼、请吃。
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出自于“《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里面收录了一篇叫做《美国影片商控制广州市场史实》的历史见证文。
这篇文章的原意是“攻击美帝”，不料，却在无意中，记录了国民政府 “电影戏曲审查委员会” 的小官吏“以权谋私”的花边角料。
说一千，道一万，道理都不变：只要它是个权力，它就总能卖个钱，旧中国的社会生态，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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