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9日，中国国旗与埃及国旗悬挂在埃及开罗街头。 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开罗主要街道悬挂上了中埃两国国旗
埃及，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建交曾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干扰，经历些许波折。但睿智的双方领导人共同创建了先民间后官方，先文化、经贸后建交的新模式。今年是新中国同埃及建交55周年，笔者特地查阅了外交部的相关解密档案，撷取那段峥嵘岁月中的些许点滴撰文纪念。
1955年5月18日晚10点20分，北京，长安街北京饭店门前路口，虽然下着大雨，但交警张敬墀仍像往常一样站在马路中间认真地指挥着来往车辆。这时，一辆自西向东驶来的黑色吉姆牌轿车打着左转向灯缓缓停靠在路口，张敬墀看看前后附近并没有直行车辆，便以大回转手势示意该车转弯通行。吉姆车开到了路中央，这时张敬墀突然发现一辆道奇牌军车由东向西正快速驶来，他急忙一面打手势，一面大声喊叫，试图使军车停下，但军车并没有减速，只听见“砰”的一声响，军车一头撞在了吉姆车的右侧中部。
这辆车号为“一·〇三四五二”的黑色吉姆牌轿车被撞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到了总理办公室。当获悉车内的人并无大碍时，周恩来总理不禁长吁了一口气。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何会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上报，又引起周恩来总理极大的关注呢？原来，吉姆牌汽车是埃及政府首次派出的访华代表团所乘坐的汽车，车内坐着代表团成员----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当时，埃及和新中国尚没有建交，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他们此行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实地了解新中国，探讨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行性。
巴席里和卡迈尔乘坐的车被撞后，经初步检查，除卡迈尔手背擦破了一点皮外，二人均无大碍，巴库里表示：我很好，只是有点头晕。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协和医院的专家对巴、卡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二人平安无恙，众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事后经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军车司机麻痹大意，加之大雨，他视线不清。
巴库里的座车被撞，幸好未造成严重后果，否则有些人又要大做文章了，这就不得不说到解放初期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
1950年9月3日晚上11点，三个歹徒手持刀枪突然闯进南京市前埃及驻华使馆代办阿巴提的住宅，被阿巴提发现，穷凶极恶的歹徒连刺阿巴提几刀后仓皇逃走。阿巴提经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
这起震惊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宗涉外劫案很快被侦破，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得知埃及使馆藏有大量黄金、美钞，便策划了这次行动，除计划筹集一部分反革命活动经费外，更妄图给新生的革命政权造成恶劣的国际政治影响。12月2日，三名主犯及特务组织头目被执行死刑。
但直到1954年，在埃及，仍有个别对新中国抱有很深成见的人士，在讨论埃中建交问题时，屡屡提及此事。可想而知，如果巴库里在中国出了事，他们又会要怎样地不依不饶。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3200年出现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当时国王称法老。公元前670年，阿拉伯人入侵，推行“阿拉伯化”。1517年埃及被土耳其人征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1882年被英军占领。英国取消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宣布埃及为英国“保护国”。1922年2月28日，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但保留对国防、外交、少数民族等问题的处置权。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1953年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1958年2月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发生政变，退出“阿联”。1971年9月1日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千山万水隔不住两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过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彼此的交往增多，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汉武帝派使臣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20年，亚历山大城杂技和魔术演员抵达洛阳，登台表演。到了明朝，中、埃间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增多。郑和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船队到达埃及的艾得哈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埃及国内普遍主张立即承认新中国，但埃及法鲁克王朝政府却举棋不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西方的压力下‘埃及在对华政策上追随西方，继续与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
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埃及曾通过第三国试探可否在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大陆派出总领事。周恩来总理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做法，提出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形势下，第一次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自主讨论切身利益问题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发表了被外界称为“求同存异”的18分钟发言，奠定了会议成功的基础。最后，与会各方对殖民主义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纳赛尔曾公开地对记者说：“我喜欢他的演说。”
会议期间，周总理设宴招待埃及代表团，也出席了纳赛尔举行的宴会。通过会谈，纳赛尔了解了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弄清了中国共产党“不输出革命”的立场，消除了受西方媒体恶意诬蔑而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疑虑。关于中埃建交，纳赛尔谈了当时埃及的处境----同台湾断交困难，希望中国能予以谅解。纳赛尔也向周总理介绍了由于某些国家垄断控制棉花市场，打压棉花价格，埃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周总理表示，中国愿意帮助埃及，如果每个中国人多消费些棉花，埃及每年生产的棉花还不够。通过协商，周总理与纳赛尔原则同意先从两国贸易往来开始，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根据周总理和纳赛尔的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和埃及工商部副部长努赛尔在万隆就发展中埃两国贸易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谈，并达成了协议。
通过与周恩来总理的接触，纳赛尔对新中国有了初步的良好印象。为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一更全面的了解，亚非会议一结束，纳赛尔便派参加会议的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里以及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作为埃及政府的代表正式访问中国。
1955年5月14日，巴库里和卡迈尔由香港抵达深圳，随即乘火车赶赴广州。在广州停留一晚，15日下午：埃及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
中国政府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两位埃及客人。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外宾接待计划披露了接待工作的具体安排：
我们对这两人的招待应采取热忱、友好的态度，尽可能满足他们参观访问的要求，在生活上则要严格注意尊重他们伊斯兰教的习惯。
1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巴库里一行。当会谈快要结束时，巴库里向总理提出要求以埃及宗教事务部的名义将1,000英镑捐给中国的伊斯兰教贫穷信徒，另1,000英镑捐给不信教的贫穷人民。周总理表示：我们一般是不接受外国的救济捐款的，但因为这笔款项代表着埃及人民的友谊，特别因为是由埃及宗教事务部捐赠的，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并表示谢意。
巴库里作为宗教事务部长，十分重视宗教问题。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即16日下午，他便急切地前往牛街回民聚居区参观。在回民学院，他来到一个教室，随机找了两位同学请他们写阿拉伯文，又到另外一个教室请学生们念古兰经，看到学生们能写能读，他十分高兴。当走进牛街清真寺的教徒沐浴室，看见屋内生了火，有冷、热水，又有洗澡用的汤瓶，巴库里笑着对陪同人员说：现在他才相信中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随后几天，埃及代表团出席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文化部等部委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介绍，并访问了北京大学和民族学院。不过，访问期间有些许波折，即本文开头提到的撞车事故。幸好，一切安然。23日，巴库里和卡迈尔赴新疆参观访问。5月28日，巴、卡二人回到北京。28日和29日，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与巴库里就中、埃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埃两国文化合作会谈纪要。
30日，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巴库里就中、埃贸易问题进行了商谈，双方再次确认了叶季壮与努赛尔在万隆会议时达成的协议内容。6月2日，巴库里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离开广州回国。
巴库里的访问非常成功，通过这次访问，埃方消除了因西方对新中国歪曲宣传所造成的疑虑，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8月，巴库里接受埃及《解放》画报的专访，详细描述他访问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中国回民生活情况、土地改革、公共卫生事业、妇女问题以及文化问题等诸多领域。专访一经刊出，在埃及引起巨大反响。
根据中、埃双方的协议，1955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布·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访华。
访问期间，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努赛尔就中、埃两国间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商淡。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及关于中、埃两国贸易协定第一个协定年度的议定书达成了圆满的协议。
8月22日下午6点举行了协定的签字仪式。根据协定和议定书，继1954、1955年中国进口3,637万美元埃及棉花和棉纱后，1956年中国又购买1,000万英镑埃棉，其中现汇支付590万英镑，这在西方大国因埃及坚持反帝、反殖、维护独立主权而锐减购买埃棉数量致使埃棉严重滞销的情况下，对埃及是很大的支持。
努赛尔结束访问回到埃及后，中埃双方又通过换文确认了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地位和人员待遇问题。
解密外交档案记载，由于贸易文化交往的顺利推进，1955年11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已经乐观地预期，埃及将于1956年2月至4月期间承认新中国，因为埃及方面感到：中国和埃及双方已经确定，在1956年中有一系列的政府高层官员出席的高级别的经贸文化交流，如果埃及和中国届时尚未建交，将会非常棘手。努赛尔强调：“埃及在这个时期仍有着蒋介石的大使乃是不可想象的。”
1955年11月，中国政府任命李应吉、张越为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正、副代表。李应吉，原名郎汉初，海宁斜桥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担任董必武的秘书。1938-1941年任重庆川东特委组织部长。1942-1947年，在湖南、四川等地党的公开企业、银行中任职。1948年去香港，任华夏公司经理。1952年回北京，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计室工作。1953年，任对外贸易部财会局长。1964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69年2月逝世。
张越时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据他回忆，他对出任副代表一职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根据巴库里访问中国时签订的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5年11月，教育部选定五名学生和一位教授赴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和教授汉语。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接见时，张越也在座。
总理仔细询问了教授和学生的情况，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去埃及，那里一无亲二无故，有事情谁来照顾你们呢？我看还是等我们的商务代表处设立后再去吧。总理问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咱们代表处的班子组织得怎样了？叶答，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点外事经验的人。总理当即指着张越说，张越去！
12月24日，李应吉、张越率商代处人员赴开罗。1956年1月26日，纳赛尔接见了李应吉和张越，李应吉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递交了周总理的亲笔信。1956年1月，中国驻埃及商代处正式成立。2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米德哈特·埃尔·法尔抵达北京并建立了商代处。此后，双方交往频繁。正如纳赛尔所说，中、埃两国关系“继续增进和发展”，建交时机已然成熟。解密档案记载，埃及总统纳赛尔1956年5月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说，“承认中国早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过去几个月没有做这件事，我是想使西方国家少援助以色列，以便保持巴勒斯坦地区的安静，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做朋友，而是向以色列继续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好的时机。”
1956年5月16日，通过商代处途径，在北京，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拜会周恩来总理并随后递交正式照会：“1956年5月16日晚，埃及决定撤销对台湾政府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使节。”在开罗，努赛尔和总理办公室主任萨布里约见李应吉，埃及政府正式通知新中国：埃及共和国政府决定撤回对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使节。埃及政府发言人随即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决定。
5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埃及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友好的表示，希望中、埃两国能够很快地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外交使节。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7月，中国驻埃及首任大使陈家康到任。9月17日，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上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由此，埃及成为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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