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员工先后失踪，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书店出版和售卖政治书籍。真相究竟如何？要解答这问题，首先要对香港的政治书籍市场有所了解。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引起舆论关注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政治类书籍都是出版界的重要产品。香港也不例外，政治类书籍在本港出版物总量中占相当大比重，其中有政治人物传记、回忆录，还有政治评论等等。
近期引起争议的政治书籍，都涉及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政治斗争等敏感题材。其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较严谨的出版物，包括前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林彪手下四大金刚，有三人在香港出了回忆录，包括前海军政委李作鹏、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 198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回忆录也在本港出版。这些书都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尽管是一家之言，却很有研究价值。
有些作品并不反对现行社会制度，之所以被列为禁书，是因为披露了某些当权人士鲜为人知的言行。有的书籍即使政治上无问题，也要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书稿往往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所以作者宁愿拿到境外出版。香港基本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令这些书籍有机会面世，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另一类是描述当代内地政坛动态的书籍，行内俗称“潮流书”。这些书多数描绘高层权斗和政要私隐，其中大部分是急就章，政坛今日发生了某宗事件，一两星期后就有一本厚厚的“内情”面世。当然也有些“独家猛料”，但多数含有大量“水份”。
这两类都被内地当局列为禁书，过海关时一经查出就被没收。这些书已存在多年，以前从未引起风波，为何最近出那么多事？这是因为形势起了变化。其中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北京当局开放自由行。每天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内地居民来港。琳琅满目的「禁书」令这些长期生活在资讯封闭世界的人们大开眼界。他们争相购买，还带回内地送亲友。事实上，参加自由行来港的内地居民是政治书籍的主要读者群。这现象引起内地当局的警觉。
第二个原因是，内地方兴未艾的反腐败行动，赋予“禁书”新的功能。一方面，贪官陆续现形，但内地民众对其罪行不甚了了，政治“禁书”一定程度满足了他们的窥探欲；另一方面，内地一些民众告状无门，会致信境外传媒揭露贪官劣行，而纪检部门也会根据境外新闻出版机构披露的线索调查有关官员，形成“出口转内销”模式。这是部分官员对“禁书”如此恐惧的重要原因。
对于政治“禁书”，内地当局以往采取不同方式“消毒”。
内地一些部门还透过购买版权的办法阻止禁书面世。例如，前几天有本港评论员披露，有关部门曾出价数百万元，向本港一家出版社买下两本政治书的书稿。
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又多了一种对付“禁书”的手段，就是派人到香港或国外，把出版社人员弄回大陆，冠以各种罪名。据称，这叫“把问题解决在源头上”。这种方式的出现，可能与官场反腐败行动达至新高潮有关。有必要指出，他们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不但要扛上「破坏一国两制」的恶名，而且根本于事无补。今时今日，内地居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所到之处，都有机会接触有关书籍，根本无法阻止。
奇怪的是，这些官员从来不会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如果相关书籍有虚假内容，甚至构成诽谤，受害人完全可以入禀法庭。如果真的被诬陷，他们胜诉机会很大，因为在普通法体系下，诽谤官司要由辩方举证，就是说，出版社要提供证据，证明书中对有关人士的指责合符事实，才能脱罪。若打输官司，不但要道歉，还要赔偿。所以香港各大传媒机构都设置法律顾问，凡敏感的稿件，发表前都要拿去征求律师意见。
上述内地官员之所以弃法律途径不循，除了因为法治观念薄弱外，不排除有些人“身上不干净”，担心经不起法律检验。其实，无论什么人，只要行事为人光明磊落，出多少本“禁书”都不能把他打倒，“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作者为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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