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欧美诸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即将结束之际，在外界观察人士的眼中，中国正继续维持着此前的特殊地位，自此开启了它在伊朗缓慢而稳健的发展。鉴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伊朗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中国连续六年保持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这意味着北京还将继续这种地位。
北京不仅要工业化中东，更要强化伊朗的地位
对“制裁”有切肤之痛的伊朗人士已经指出，中国抓住了制裁的机会，进而在基础建设、钢铁、能源工业甚至资金等领域对德黑兰形成支撑。鉴于伊朗对于中国所拥有的特殊地缘政治意义，而产能不足的伊朗仍需要北京加以开发，当习近平确认了中伊两国未来要“扩大在交通运输、铁路、港口、能源、贸易和服务业等领域的相互投资和合作”后，北京在伊朗高原的这一安全桥头堡上还将继续深入行动，并扶助该国，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枢纽。
德黑兰的“中国朋友”
对伊朗来说，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伊朗核危机的结束，该国的海外资产正逐渐得到解冻，伊朗领导人也已经从意大利等国逐渐取得了制裁结束后第一批海外投资。但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将继续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保持警惕”后，很显然，这种局势的出现说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仍然在松紧之间平衡。这一局面对于渴望外援的德黑兰来说就意味着中国角色的进一步加深。
此前，就在1月23日，中伊两国即已达成协议，计划在接下来的10年里将两国的贸易额增至6,000亿美元。这项协议是在伊朗多位领导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时签署的，习近平因此成为大多数国际制裁解除后第一位访问伊朗的外国领导人。有分析认为，中国依赖伊朗的石油，将伊朗看作习近平的丝绸之路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个宏大的战略试图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向西扩展。
深入伊朗腹地的《纽约时报》在1月25日的报道中首先谈及了一家注资金额约两亿美元的中国钢铁厂，试图借此描摹北京在伊朗展开投资的形象。不过，就中国企业进入伊朗的额度而言，在“一带一路”确立后，北京的力度远超这一程度。就在1月25日，中钢公司与伊朗钢铁公司已签署了价值31亿美元的总承包合同。此前，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在2014年5月计划投资3.47亿美元，在伊朗西南部恰哈马哈勒-巴赫蒂亚里省建造一座年产100万吨的钢铁厂。很显然，中国的重工业企业和其他类似投资都是一项战略协定带来的成果，该协议给中国提供了它所急需的进入中东及其他市场的西部入口，也使得伊朗免于被国际社会孤立和陷入经济崩溃。
事实上，中国经济对于伊朗的全面渗透已经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过去几年，德黑兰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价格低廉的中国产汽车，但中国在伊朗的深入存在不仅仅体现于此。还有不少中国国有企业在这里建设高速公路、挖矿和炼钢。在德黑兰，中国人一直在参与建设一条巨大的高架快速道以及尼亚耶什隧道(Niayesh Tunnel)，这条预计长逾6公里的隧道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都市隧道之一。同样在中国资本和中国工程师的参与下，德黑兰的地铁系统从1995年开始建设，在这些线路上行驶的地铁车辆也是由中国制造。为此，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伊朗方面驻世界贸易中心的代表萨布扎利普尔(Mohammad Reza Sabzalipour)便指出，是“中国朋友”帮伊朗完成了基础设施等建设。
一带一路的枢纽
不可否认，北京对于伊朗的目的包括外界所归纳的“对廉价原油的的渴求，对内含开发中国偏僻西部省份这一目标的丝绸之路计划的热情”等原因。在外界看来，伊朗一直对这样的关系持欢迎态度，但自上一个10年末期针对伊朗的制裁开始挤压其经济空间之后，中国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自此开启了它在伊朗缓慢而稳健的发展。鉴于在两伊战争期间，中国曾对伊朗销售包括蚕式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这使得北京在伊朗的开发就很容易变得“百无禁忌”起来。以至于部分美国媒体不无挖苦的说“当伊朗试图发展自身的导弹技术时，中国装作没看见，还帮助伊朗发展核能源项目”。
在伊朗观察人士看来，北京对于德黑兰的态度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友好。伊中商会会长阿斯加罗拉迪(Asadollah Asgaroladi)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伊朗人“不再理会西方紧皱的眉头，而是拥抱来自东方的微笑”。这指的就是北京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伊朗展开商业活动。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启动之后，鉴于习近平已经强调“中国在资金、技术、设备等领域有较强的实力，伊朗拥有丰富的资源、充裕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处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这就意味着北京将会进一步加强此前对伊朗工业各方面的渗透。
当下，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内部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伊朗素来有“去美元化”倾向，金融、能源制裁双双解除后，这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遇。早在2015年1月25日，伊朗央行即宣布在与外国进行交易时停止使用美元结算，使用包括人民币、欧元、卢布等货币签订外贸合同。伊朗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的国家，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如果伊朗部分停止以美元结算，改用其他货币，对于“石油美元”的影响仍将是是巨大的。加之自2015年9月28日后，两国首脑已多次强调 “要优先推进能源和金融合作”，习近平更在1月23日表示 “把金融合作作为‘助推器’，积极探讨研究新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这就意味着伊朗对于中国已经不仅仅是释放多余产能的目的地。
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作为伊朗高原的西部桥头堡，对于中国西部安全的关联程度也相当高。包括张文木在内的不少学者指出，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是它们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
于是，当中东仍然因民生不振而显得不稳定时，北京既然已经为了要稳固阿拉伯世界的安全，要加速中东的工业化。那么，他在伊朗的进一步行动也就可以理解。北京不仅要与伊朗就能源、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作，还会推动解套后的伊朗成为支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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