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后来，他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让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呈文”里都提到：“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这与60年前他自雨果小说中认领的清新的人道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它沉重到只是一个人求死的根据。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态很不自然”……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当晚，国民党宪兵队包围了八道湾11号周寓。军警用枪指着周作人，命他就捕。周作人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据周作人外孙杨吉昌回忆，是夜搜查的情形并不粗蛮。周作人晚年在《监狱生活》中写道：“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砚总算留下了。”他称国民政府的接收为“劫收”。
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天前已有小将上门，砸了周母的牌位——在鲁迅博物馆，同一位母亲的相片仍供瞻仰。红卫兵命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接着，周作人之子周丰一被拉来陪斗，情状更为惨烈。从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停笔，而高大的周丰一，一条腿从此微瘸。批斗过程中，一位小将向周丰一索要他的手表，然后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周作人未置一词。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当时16岁，是北京男四中学生。红卫兵驾临时，他正在翻书架，清理“封资修”。周吉宜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家住在八道湾11号院第四进院子的北房里，7个房间是连通的。他住在靠东头的一间，西头的三间是祖父的书房、厅堂及卧室。红卫兵开始没理他，过了一阵返回东屋问明“你是谁”，便将他轰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发现家中已被翻了个底朝天，无从落脚。他睡的那张竹床像滑梯一样倾靠在墙上，床面已被拆散、折断。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下雨了，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恳求红卫兵，让虚弱的老人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不准。后虑及“不能让他死了，得留着交代问题”，才允许周作人被抬进浴室。那是一个半日式的浴室，进门有一个约三十公分高的狭小的更衣台，铺有木板，周作人在上面待到秋冬。浴室潮湿寒冷，没法过冬，才又被准许挪进厨房。厨房从前没住过人，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四处漏风。张菼芳忙着堵窗户，填补墙上的裂缝，用长条木板搭了一个地铺，上面简单铺上被褥。
此后，就有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几位看到的一幕：“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吉宜说，从抄家那天起，祖父的三间房就被贴上封条，再不许家人进入。直到1968年7月他去北大荒插队，那三间房依然上着锁、贴着封条，只是不时有人来开锁、撕下封条、进屋、取走物品，再重新封门，从不作任何说明。区别只是，有的是骑自行车来拉走东西，有的是用汽车来运走东西。周吉宜据此判断：来者不只是一家单位的。他说，在抄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有陌生人或者附近的邻居结队前来“参观”，踩着一室狼藉，从东头走到西头。当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三间房里的全部物品，包括家具、文具、书籍、手稿、书信、收藏品以及生活日用品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屋里住进了不认识的人家。
1966年岁末，友人孙旭升到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害着不轻的病……”
此前，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后来，他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让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呈文”里都提到：“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这与60年前他自雨果小说中认领的清新的人道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它沉重到只是一个人求死的根据。
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周家老保姆是15元。他们吩咐粮店，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红卫兵还抄走了周家的菜刀。张菼芳去街道“革委会”求情：这没法做饭啊，我们可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后来，就有了刀——一把掉了木柄、又小又钝的刮鱼鳞刀。周吉宜告诉记者：“因为属于‘牛鬼蛇神’家庭，煤铺不卖给煤，也不卖给木柴，我们就找点煤粉自己摊煤饼做煤球，把抄家损坏的家具劈开当柴烧。我跟姐姐们下乡后，家里的炉子不见了，也没做饭的大人——要上班，还要参加学习班，我9岁的弟弟就在屋檐下用砖搭个灶，支上锅，在院子里没人的时候捡些树枝当柴烧，煮菜烧饭。城市的院子里能有多少树枝可捡呢？又不敢到外面去捡。弟弟后来告诉我，他常常仰头望着院里的大树，盼望刮风，好多掉下些枯枝。院里的孩子们常在他的锅里洒沙子，或者撒尿。”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张菼芳闻讯奔回家，发现公公已经凉了。家人估计，他是正要下地时猝然去世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上。周作人的骨灰，没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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