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 达恩顿教授类的西方学者，认为《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之类的地下畅销书，颠覆了波旁王朝，据说此类书令路易十六丧失了最后一点合法性，“他不再是父亲，更不是神”。
实际上这完全是以偏概全的一孔之见，是一般庸人学者哗众取宠追求市场卖座率的惯用伎俩。
有人据此得出波旁王朝之覆灭，是因为禁书打压言论出版，就更加大谬不然了。
另有人硬说波旁王朝之灭亡，就是与禁书有关，因为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没有具体分析的笼统思维毫无意义，等于一团浆糊，因为放之四海皆“准”，此种答法，回答任何问题都可，但都等于没有回答。
路易十六之所以垮台，与地下畅销书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一场错误改革的结果。
国王和贵族的丑行绯闻，并不足以动摇一个传统的王朝政权。与中国迥异，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当中，君主从来既非“父亲”，更非“上帝”，而只是一个从上帝那里得了权柄的凡人，传统的欧洲君主从来就不是神圣的，而只是凡人中的尊者而已。
就法国来说，禁书打压言论出版最严厉的时期是路易十四时期，这一时期却是波旁王朝最强盛的时期。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当时都有不少丑闻绯闻，它们起了动摇波旁王朝的作用？
即便是在把君主当“天子”当“父亲”的儒家社会中国，统治者绯闻丑闻也从来不是一个王朝覆灭的原因。满清入关后，贼鞑子多尔衮骄狂跋扈、纵欲无度，为了驾凌于皇帝之上，甚至公然强迫迎娶兄嫂博尔济吉特氏（即顺治帝之母、孝庄皇太后），之后迫不及待地改称“皇父摄政王”（原称号为“皇叔父摄政王”），此种张狂违逆儒家道统的公然“乱伦”举措，令当时中国、朝鲜社会一片哗然，留下了多种“太后大婚”的版本，时人张煌言据此写下《建夷宫词》，诗曰：
上寿觞为合卺尊，
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
大礼恭逢太后婚。
虽然后来清廷竭力销毁档案史料，否认史实，但当时多尔衮迎娶兄嫂的超级丑闻，在社会流传很广，试问这是否动摇了满清统治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年入关之初的贼鞑子伪清“天长白瀑来”，气数旺盛得很。
与路易十四时期相仿，多尔衮之后的康乾时期，是满清乃至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空前的时期，它却是满清最强盛的时期。
只有宗教或者共产极权受言论出版物的影响巨大，因为“反动”言论或出版物能够戳穿极权的意识形态，所以极权就一刻也离不开言论出版的封锁。
而波旁王朝并不是极权，而是一个传统的专制王朝，这种政权不是言论所能动摇的。
除非巨大的外力，否则一般专制政权的崩溃，都是因为内部矛盾，也就是说因为利益问题。
波旁王朝之所以突然崩溃，是因为路易十六所推行的改革，不仅没有缓和矛盾，反而全方位地激化了矛盾，终致局势完全失控：
路易十六上台后，大力推行改革，以加速法国的近代化。但是他改革却与英国的君宪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
路易十六的改革，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式改革，与英国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相反：
它一方面大力削夺贵族的政治特权，向地方委派官吏，取代贵族管辖地方；另一方面却保留了贵族的经济特权：贵族可以在地方收税、并享有免税权。
路易十六向全社会开放贵族头衔，贵族分等级明码标价，企图收一箭三雕之功，既增加政府收入，又弱化贵族势力，兼拉拢“第三等级”中的富有阶层（即资产阶级）。
熟料此政导致“免税群体”大为增加，政府财政更加吃紧。
本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慷慨出钱出兵，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就已令路易十五多年出兵国外造成的财政困境更趋恶化。
在此种形势下，为了维持政府的运转，不得不向农民、平民和普通业主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加税加赋，导致社会怨气冲天。
因此，第三等级的中下层强烈要求参政----以修改游戏规则，限制贵族、僧侣经济特权，减轻赋税。本来，以内克尔为代表的第三等级精英并不想以国王为敌，反把路易十六视作公正的仲裁者，希望国王能够为他们做主，能够设立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
第三等级的初衷本来是实施“有法国特色的”、很温和的君主立宪制，且依照他们主张，路易十六在君宪体制下，仍掌有相当的实权。
制宪派的主张受到了广泛的相应，甚至包括将军拉法叶在内的多名将领都暗中心仪其主张。
但是路易十六却把任何削弱君主专制独裁的诉求，视为洪水猛兽，在凡尔赛大举集结军队，图谋镇压制宪派。
路易十六缺乏审时度势，终于把原本支持自己的第三等级代表，逼到了敌对的立场上。
而当第三等级代表率先发起巴黎市民暴动，攻占巴士底狱后，巴黎的城防军竟“保持中立”，拒绝镇压暴动者，而聚集在凡尔赛的将领们也不愿意执行国王的镇压令，拉法叶甚至劝说国王接受暴动者的要求。
关键时刻枪杆子失控，是波旁王朝覆灭的关键因素。由于王军“中立”，以致于路易十六不得不依靠少量外国雇佣军来对付造反的暴民，终于成为阶下囚，最终身首异处。
关键时刻枪杆子为何失控？其根本原因是法国新、旧贵族对国王的集体不满。当时法军高级将领几乎都是旧贵族子弟，他们对国王削夺他们特权深怀不满；而中下级军官多为新贵族子弟，他们对国王改革不彻底，以致于旧贵族仍然封堵着他们的上升空间，深为不满。
于是危难时刻，法兰西国王的军队，竟离心离德，放任他们的国王垮台。
综而言之，1789年七月，拥有欧洲第一陆军、第二海军的波旁王朝，之所以象纸房子一样的倒塌，不是因为革命的力量太强，更不是因为什么《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而是因为国王自己把自己的力量折腾到太弱的地步：
路易十六的独裁专断集权式改革，既打击旧贵族和僧侣，又压制第三等级，结果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农民、平民、业主、知识分子要推翻他，而贵族僧侣则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
此种情势下的“大权在握”者，若无事时尽可以表面风光，一旦有事必短时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
可叹现在某人的独裁专断集权式改革，不正在步路易十六的后尘吗？中法两国间的奇缘一直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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