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二战后身处苏联极权威胁下却仍旧信仰共产主义的英国人是不是“有用的傻瓜”？这个通常被归咎于列宁的绰号，并未出现在英国作家大卫•阿伦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最近撰写的《政党动物：我的家庭和其他共产主义者（Party Animals: My Family and Other Communists）》一书中，尽管作者可能很想拿它来形容自己的左派父母、以及所有共产主义分子。
阿伦诺维奇多年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如今是英国《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他亲身体验过在1950及1960年代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热烈而忠诚，“我们存在的理由和我们所认为的世界运转法则，往往和他人的观念相左甚至相反，有很多事情别人会去做而我们却不会，我们不信神不祷告也不去教堂，在剧院中当国歌响起时我们也不为女王陛下起立，因为我们心中的赞歌只有《国际歌》。”
这种事情在今天还会发生吗？“或许只有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或福音派教徒的孩子在读到这一段时会由衷点头。”
但是，阿伦诺维奇在书中并没有对虔诚的党员冷嘲热讽，相反他认可来自莫斯科的精神力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他们看来是苏俄为了最终成为击败希特勒的英雄而采取的拖延策略。对于忠实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而言，苏联的一切包括斯大林的残暴都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就连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都毫无问题。与任何狂热的信仰者一样，有些共产主义信徒至死都不改变信仰。
不过，阿伦诺维奇书中最为出彩的地方还是他对自己家庭的敏锐分析。阿伦诺维奇的父亲山姆（Sam）出身伦敦贫困的东区（East End）并自学成才，母亲拉雯德（Lavender）温文尔雅但却从自己乡下的中产阶级家庭叛逆出走。山姆的学习热情将中年时的他带到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他后来在伦敦一所理工学院成为经济学讲师；拉雯德对共产党的热情让她不仅能容忍苏联极其明显的缺点，还能宽容山姆在外面的风流韵事。
与此同时，年轻的阿伦诺维奇经常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加入示威游行以反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然而1987年，为了进入BBC工作，阿伦诺维奇甘愿放弃父母留传下来的信仰。
随着苏联于1990年代初解体，英国保守派哲学家罗格•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呼吁那些“曾经宣扬或者为苏联共产主义辩护”的西方人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面对“清算之日”。对此阿伦诺维奇回击道，“斯克鲁顿阶级”靠着大英帝国发家致富，他们应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既然成为共产主义信徒或为俄国辩护是一种罪，那么当殖民主义的信徒或是为种族主义辩护就不是罪吗？”
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阿伦诺维奇写道：“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定的党员，因为党对她来说就像是家庭；他无论如何都是名党员，因为党对于他而言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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