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香港发生骚乱已经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但其在国际范围内引发的舆论“引力波”还在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香港导演尔冬升拍过一部《旺角黑夜》，曾有影评称影片的问题在于“黑的还不够彻底”。而大年初一深夜发生在旺角的这场混乱，则让“东方明珠”跌入了黑洞。
旺角骚乱让香港本应喜气洋洋的春节陷入黑暗
旺角“暴乱”的起因，是香港食环署执法人员制止无牌小贩占路摆卖。本是一场普通的执法行为，但随后一批戴口罩或蒙面的本土派成员加入小贩一方，局面逐渐演变成警民冲突。此后的2月11日至2月13日期间，香港还发生了多起焚烧垃圾桶、蓄意纵火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
香港“本土派团体”与部分大学学生团体指责港府驱赶无证小贩，是“官逼民反”，但根据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描述，食环署人员在寻求警方帮助前并未有采取任何拘控的执法行动。小贩们也直言“我们不惹事，我们只是想谋生”，“有人以支持我们小贩之名，借题发挥去搞事”。
命名之争
然而，还未能等到香港食环署与小贩们的澄清之辞出现，一些西方媒体就率先给这场骚乱起好了名字，CNN将之称为“鱼蛋暴动”，英国《卫报》更称为是“鱼蛋革命”。有评论指出，某些人“嗅到了突尼斯小贩的味道”，企图让“雨伞革命”中没有得逞的目的“又可以鸣锣开张一次”。
对于西方媒体的煽风点火，香港官方迅速做出表态。2月9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将当天凌晨旺角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定性为“暴乱”，并形容抗议者为“暴徒”。2月14日，梁振英再次回应旺角暴乱时称，“警方至今拘捕人士中，组成不以中学生或大学为多数，多数人士是无业，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极端组织。”
香港高层也纷纷发声。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暴乱事件，崇尚自由及理性的社会不容许这些事发生。被称为“人气”高官、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2月14日在博客上表示“希望参与旺角暴乱的人士能悬崖勒马”，否则会“输掉香港”。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也表示：“如果你损害这个社会的安宁，损害香港整体利益，你叫我们怎能谅解你？”
香港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批评所谓的“本土派”对法治的漠视与践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文汇报》、《大公报》等媒体，多数香港媒体在报道中并未采用“暴乱”的说法，而是用温和一些的“骚乱”来指称。
相比于香港从官方到媒体的热闹非凡，中央政府表现的颇为冷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月11日在记者会上将旺角事件定性为“暴乱”，并首次将香港本土激进组织定性为“分离组织”。中联办主任张晓明14日首次以“恐怖倾向”形容香港激进人士的暴力行为，同时表示“香港不能乱是最大的共识”。
“改革一代”对话“回归一代”
同时，香港各界团体也纷纷对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而“本土民主前线”叫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也引发了泛民阵营的不满。香港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说“武力抗争不能凝聚争取民主的温和力量，大家看到的只是仇恨。“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也发表公开信，称冲突与彼时“占中”无关，暴力抗争不是合理及聪明的做法。
可是“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暴戾的情绪并未在谴责声中有所削减。骚乱发生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高校发起“全民起义，为以武制暴除污名”的号召，而且言必及“守护香港”。一些国际媒体不客气的指出，“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也举起了‘以武制暴’的大旗，可见多数港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该有多么肤浅。”
这些令人感到诧异的声音也激起了陆港两地青年的反思浪潮。大陆微信公众号“长安剑”2月10日刊登文章《旺角暴乱：能够成为香港自我救赎的一次机会吗？》，其中指出，在经历一次次的社会撕裂后，“绝大多数香港人包括港媒，也逐渐清楚地知道了，是谁在害香港。”同时，作者认为“没有建立在法治上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却是多数人的噩梦。没有建立在法治上的民主，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是被绑架的民意”。
此后，“长安剑”还连续刊载了三篇公开信，作者以内地“改革一代”的身份致信香港“回归一代”，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很多香港青年也纷纷回信，有的批评“港独”很“没脑”，还有的激励港人要“自强不息”。
2月16日，署名“吴有有”的香港80后青年也发出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一小撮人的暴力代表不了大多数港人，骚乱发生的根源在于香港经济发展上的短视所带来的民生问题。惩治骚乱之后，如何释放社会的不满，如何重新凝聚香港的力量，如何调整香港的战略发展方向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客观的说，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于香港政府有失偏颇，但在香港目前的形势下，的确也需要港府转换思维，“既不能盲目妥协纵容而助推更严重的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又不能以粗暴的‘发展主义’和威权法治予以一味打击压制”。
已经有大陆学者给出了两条意见，或许是有益的参考：第一，以公共政策检讨与改进为主，寻找社会矛盾风险点，提供优化的社会保障方案与对接中下阶层的就业保障与产业序列方案，提升政策正义；第二，勇于承担和正视香港未完成的民主普选课题，寻求在适当时机合法而合理地回应香港民主派的普选诉求和重启政改愿望，有效疏浚而非湮堵社会怨气与戾气的“民主淤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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