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晚发生的旺角冲突事件，或是自1984年的士罢驶骚乱后最严重的一次。除特区政府多名官员高调谴责暴力及大举拘捕涉事者外，中国外交部上周四（2月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亦指此事是「由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为主策动」。
然而「激进分离组织」只是制造稻草人，以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能解决问题。这正反映北京天朝主义作祟、梁振英政府沉迷政治斗争，他们埋首于沙堆中，根本无视香港人，尤其年轻一代对其不满的积累已超越临界点，才出现进一步激进化，甚至暴力化的趋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Albert Camus）曾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演词中说：「或许每个世代内心怀抱着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这个世代是无法做到，而他的任务或许更大，在于阻止这个世界的崩解。」
我们的年轻世代，看到自主权移交后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以及高度自治拾级而下。梁振英上台后香港经济一味靠北，不断制造为求中港加速融合、断送香港逾千亿公帑的工程大白象。好勇斗狠的梁振英政府更未有想方设法缝合雨伞运动后的社会严重撕裂，而近月的李国章入主港大、李波失踪事件，让港人进一步看到「这个世界的崩解」。
民众对现行体制不抱希望
我们现在看到香港天天发生的荒谬事情，除了惊讶和愤怒之外，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俯首顺从，甚至认为「系咁㗎啦？唔系可以点样？」最后荒谬地享受着痛苦。但年轻人却心有不甘，走出来反抗，捍卫本土文化、核心价值。这不仅是出于个人义愤，也相信价值跨越了个人或是自私的考量。不是由于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过反抗，才能在绝望中带来希望。
正如练乙铮早前在报章中所言，香港民主运动激进化，主因在于京港统治集团违背《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里，关于民主普选及港人治港的承诺；一些年轻港人见「先礼」（和平抗争路线）之无效，遂改招数为激进勇武甚或包含若干暴力，是谓「后兵」。
有评论认为不应将所有事都算在梁振英头上，更指只要将政治、经济民生和社会资源合理分配有效结合，就能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但经济和社会资源要合理分配，前提是有一个真正反映民意的民选政府和议会。然而，自8.31人大决议后，真普选的希望已几近被完全扼杀，结果是越来越多人相信政府建制已不存在改革空间；当民众对现行体制不抱任何希望之时，才会有大批年轻人以身犯险，坚信惟有以武制暴才是出路。
若然梁振英和北京政府继续以强硬斗争思维管治香港，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距离「完全不能管治」只差一里路。新世代虽然失望，却不会绝望，他们要替香港找出路，但可能不再和理非，更会与中国越走越远。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