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为一个甲子，人们称60岁为耳顺之年。耳顺的意思是听得进不同的意见或是清楚理解听到的话。向历史前页翻两个甲子，希望看清一些历史，成为一个“耳顺”之人。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开国民问政之风气
距今两个甲子年前，1896年，是大清甲午黄海海战战败，与日签订《马关条约》后的第一年。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寻求富强的中国人幡然醒悟，从追求器物进步向制度进步转变，才有了两年后的维新变法与新世纪初的新政预备立宪。
维新变法肇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上书。当年北京举行科举会试，各省举人群英荟萃，怀揣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愿望齐聚北京。然而《马关条约》的国耻此时传入了他们的耳朵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一时间群情激奋。
当年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按照现在话来说，好听点是游行示威，行使公民权利。不好听点，这属于寻衅滋事，非法上访，围堵政府大门。
这次“上访”虽然没有取得更多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庶政公诸舆论，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然而，维新变法由于帝党光绪、康有为施政的幼稚，后党慈禧、荣禄的思想保守，百天后夭折。可是国民问政的风气持续了下去，立宪派在如此土壤中蓬勃形成，为晚清20世纪初的新政提供思想和阶级基础。
这场由慈禧发起的新政，将中国拉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慈禧太后根据清宗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和绍英五大臣的意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阐述“仿行宪政”的涵义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随后，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1909年和1910年，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先后开院，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代表和发声的舞台。
“引蛇出洞”的“阳谋”
距今一个甲子年前，1956年，中共刚建政不久。当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年中共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然而“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之后却演变成为了十足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一大批打算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奋斗的知识分子被打入敌方阵营，加之1966年的文革，这些知识分子掉入了万丈深渊。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党媒姓党，无可厚非
如今又过了一个甲子年，新兴技术促使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国民问政之风气由街头、议会走向网络。中共同样也希望在“大权统于朝廷”的前提下“庶政公诸舆论，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中共如何控制群众问政和舆论风向呢？中共画出了圈圈——党媒姓党，加强舆论控制。
当然，万事都有界限。舆论监督要守媒体行业的底线，不要求做到“四不主义”，但至少公正求真，万不可借媒体行造谣和敲诈之事。同样，党媒姓党从逻辑上分析也许无可厚非，但如果所有媒体都姓党，那就值得商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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