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笔者由台北返港小住，与众多知识界及年轻人交流，交换对香港前景的看法，结果发现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倾向认为——香港没希望！
香港旺角新年发生骚乱
其实众所周知，香港社会对前景悲观的氛围并非此时此刻才出现。当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扼杀了香港市民追求特首与立法会普选的可能性，当轰轰烈烈、史上最大规模的雨伞运动也无法令掌权者让一小步时，无数港人已对香港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相比之下，台湾则刚刚顺利举行了总统大选与立法院改选（别说是特首普选，香港连立法会的全面直选也遥遥无期），台湾社会尤其是众多年轻人则对自己的选票改变了政治现状而迎来了新的时代充满期待。这些年笔者穿梭台湾和香港两地，目睹两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在不断沉沦，另一个则在努力提升的鲜明对照，充满感慨。
“胡下习上” 不再“绥靖”
不过是20多年前，那时的香港是几乎样样都让台湾人羡慕的文明进步的社会。不仅仅是因为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而拥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与世界接轨的服务与设施，更是因为香港的高效率、严明的法治制度、受到充分保障的言论与新闻自由。
虽然经过了1980年代对“九七”的不安，尽管经历了“六四”、“回归”、SARS的动荡，香港人依然积极面对，仍然对“一国两制”保持信心，也对“中国崛起”带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予以正面的评价。正因为如此，香港人的“中国人”意识在2008年上升到历史新高（参考港大民意计划历年的调查）。
然而，北京领导层因统治大陆的经验与对权力执着的迷思使然，不忘在政治上加强对香港的控制。2003年欲制订“23条”及2012年欲引进国民教育科就是此一思维的表现。然而“自由”是香港人最不能妥协的内核价值，也因此引发九七回归后香港社会与北京之间多次的激烈冲突。
重点是胡锦涛时期对“香港问题”的处理还能展现相当的弹性与柔软度，因此在2005年果断“换董”及2007年承诺“10年后香港可以普选”后，相当程度安抚了香港人的情绪。只是“胡下习上”后不仅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对大陆境内言论与思想的控制，在应对“香港问题”时也不再展示过去的“绥靖”姿态。
北京“当什么都没发生” 矛盾未消
2012年香港社会的反国教运动后，中南海对“权力备受挑战”的“危机感”日深，因此当2014年“普选”议题进入进程后，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决定要把门堵上，同年6月发表罕见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全称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就是摆明车马的态度。要不是前朝已经答应“普选”，这场“假普选”的戏码恐怕也省得排练。
尽管是“假普选”，尽管特区政府及建制派竭尽全力上演“2017一定要得”这出戏，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在香港立法会对特区政府根据“8.31决定”制定的“假普选”方案表决前，北京高层仍存在对这个“假普选”方案，究竟是“希望通过”还是“希望不通过”两种观点，结果是“希望不通过”成为最终意志。在香港“普选”议题上，北京的“权力至上思维”如何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言而喻。
笔者在“假普选”方案被民主派议员否决掉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改方案否决后如何收拾残局？〉的文章（《明报》2015年6月16日），指出“普选”死局后北京处理“香港问题”的3个选择：一、当做什么都没发生，“8.31决定”原封不动，梁振英继续当他的特首；二、换掉梁振英，虽然是治标不治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抚平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不满；三、对症下药，尽早重启政改，同时修正“8.31决定”，尽快让普选问题软着陆，让已严重撕裂的香港社会恢复和谐。
结果，正如笔者所预测的，北京选择了“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印证了中南海告别“绥靖政策”的决心。重点是在此思维下，即便特区政府在“后政改”时期“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然而任何一个有基本IQ的人也知道：香港社会与梁振英政府及北京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不会因此而消除！
旺角骚乱 恐非最后一幕
事实上，如今的香港不仅无法恢复“政改前”的状态，当尝试过所有和平抗议与民主诉求都得不到任何善意回应后，不满的情绪已将诉求与抗争的手段带向了原本香港主流社会并不期待的“激进”方向。
因此，当旺角骚乱发生时，笔者并不惊讶，并且研判如此的激进行动（政府定性为“暴乱”）恐怕不会是最后一幕。诚然，“激进本土派”倾向街头抗争的手法并不为当下香港主流社会所认同；不过从这次骚乱中即使在半夜仍能动员数百支持者上街，也足以窥视出“激进本土派”的气势不仅没有萎缩，且已发展到不容小觑的规模。
“后政改”政府掩耳盗铃政策失败
除了抗争手段的“激进化”，年轻世代的诉求与思维也不再只停留在效果不彰的“争民主”范畴，对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主张不再低调和克制。雨伞运动时期，领导抗争的学联提出“命运自主”及“和平非暴力”的理念；然而时至今日，如此的思维在学生之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香港大学学生会新任会长孙晓岚就直言支持“港独”，认为“香港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在将来不排除有此可能，并主张“大家可继续思考、讨论，不应该自我设限”。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不仅透过公投通过废除特首任校监制，也在前天选出了高举“本土”旗号的“星火”新内阁。候任会长周竖峰直言“本土化”是学界大趋势，并声称不排除采用“勇武”的抗争路线。
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世代日趋明显的“本土化”与“激进化”，印证了“后政改”时期特区政府掩耳盗铃政策的失败；同时也揭示了不仅仅是台湾，雨伞运动结束后香港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因北京的意志而转移。
香港台湾问题 根源是“中国问题”
此外，周竖峰率领的“星火”新内阁在校内选举期间打出的标语是“完成本土革新最后一里路”，其中的“完成最后一里路”正是源自于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选前奋斗的目标。近3年来，从香港的反国教运动到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再到香港的雨伞运动，港台两地社会运动尤其是年轻时代的抗争行动互相影响。虽然“‘台独’与‘港独’的结合”是中南海最为忌惮的趋势，然而从这两年的发展来看，北京似乎也无法阻止。
无论是所谓的“香港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其根源实际上是“中国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南海能否真正开窍，摆脱权力至上思维的桎梏，换上民主开放的新思维，无疑是解开所有症结的关键所在。
（本文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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