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对中国三大主流媒体完成调研后，除了“党媒姓党”成为外界印象最深的关键词。公众还对另一个细节记忆犹新，在官媒新华社调研时，习近平曾言明记者基层深度调查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中国许多记者的基层调研都面临较大阻力，因此关系新闻工作者操作规范以及权益保障规定的“新闻法”是否能出台，已经成为现今舆论关注的焦点。
习近平在19日视察官媒新华社时就曾指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新闻记者要深入调查研究，多掌握一手情况。”而此前，中国对记者及媒体对于调查和做研究报告的态度进一步收紧，“澎湃新闻”一篇揭露三峡大坝社会和环境成本的调查报导曾在网上发表七个小时之后就被撤下。
一篇社会和经济型无关痛痒的调查报告，却被当作敏感稿件处理，无疑说明当局对调查报告的敏感度，同时对记者调查报告的接受程度普遍不高。新闻的角色与使命，体制内外、官方民间，仍然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应系中国新闻立法最大的困境。
习近平视察新华社称应多做“深度调查”报告
而近些年来，由于没有实质性的保障条文，记者们在行使“舆论监督”这一权利时变得举步维艰，在地方常常受到保护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虽然，在2015年3月7日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柳斌杰早就称，全国人大正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但此后并无续曲，迄今也没能一睹此次新闻法草案的庐山真面，外界更多地停留于空泛的呼吁。有评论指出，新闻法至今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确立，或因为体制内外难以统一的意识形态。故不难理解，此番习前往三大媒体调研时，对体制外的新媒体也作出“党媒姓党”的要求。对尚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中国各媒体进行统一，或系当局对新闻立法启动的思想基础。
在意识形态统一后，再进行法条的明细规定。
另一方面，据相关媒体统计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数量锐减，曾经活跃在调查一线的记者们进入离职潮，中国各大报纸媒体机构进入“空巢”式的无人可用窘局。深谙中国媒体审查制度的前《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在2014年一篇博客针对自由派报纸媒体《南方周末》声援中称，“所有这些年，像我一样的人们看到我们的文章被枪毙，我们的声音被箝制，我们开始习惯了这些。我们开始妥协，并自我审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就像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最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
有评论称，新闻法不仅能够限制媒体权力的滥用，同时能赋予媒体一定的自由声音，而只要不脱离主框架触碰雷区，利用“新闻法”赋予媒体相对的自由声音，同样是拯救整体下滑的中国媒体业的良药。中共海外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不久前也在微博表示，中国应该放开言路，一些声音是具有善意的建设性言论。胡的微博，也表达出中国媒体应该拥有一定“自由”的声音。
还应看到的是，没有一套合理的新闻法条文限制，这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媒体鱼龙混在的情景。无论是21世纪网的新闻敲诈案、还是《求是》杂志中发人情稿、或是《人民日报》中的有偿新闻等乱象，都无不说明中国媒体缺乏一个比较完善与合理的新闻法管制，犹如羊群没有护栏，虽然有牧羊人的使指，但是根本上没有解决羊群出现“落单”的潜在危险。
而新闻法为新闻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从法律上对新闻自由给予一定的制约，防止媒介权利滥用。
追求自由独立多元开放的新闻业，与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管控逻辑之间的冲突已久。这种矛盾在1980年代胡绩伟和胡乔木之间围绕新闻立法的争论中已经展现无遗：新闻到底是充当第四权力、社会公器、无冕之王的制度角色，还是充当耳目喉舌、宣传工具、统治者的笔杆子？
如今问题得到回答，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同时在其调研时也提出媒体应深入调查、揭发丑恶现象并针砭时弊。无疑是回答了媒体与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即党媒姓党的同时，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样重要，达到了“相对统一”。
故有人相信，习的“姓党与舆论监督统”的新提法，或为新闻立法提供了可能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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