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中央公布了一份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其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其实关于社区该不该有围墙，英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讨论，但最终却是主张拆除围墙的这一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2014年夏天，父亲来英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第一次来英国的父亲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新奇而又略显紧张，虽然他因为怕被我笑话而绷着不说，但我却全都看在了眼里，这让我忍俊不禁。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探讨过很多问题，其中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格外深刻：
“这就是你们的大学吗？”我带父亲参观教学楼时，他突然问。
我答：“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没有大门和围墙，连牌子都没有？”他难以置信地说。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英国的大学校园的确没有围墙、门卫这类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的“常客”。
父亲继续问道：“没有大门和门卫，万一有坏人进去怎么办，安全怎么保障？”
我顿时愕然，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好像从来就没在我脑海中存在过，从大学二年级就来英国留学的我，似乎早已习惯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大学校园的现象。
现在重新思量这番对话，我发现在有无围墙和门卫的背后，其实是中英城市社区文化与思维模式的差异。
围墙代表了什么？
在亚洲文化中，围墙会给人带来安全感，这种思维不仅体现在校园的规划上，也常常投射在公司、社区与公园的布局等方面。
中国封闭式社区的形成原因，从历史文化、审批政策，到市场运作等方面不一而足。人们的思维模式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方式：越是封闭的小区越安全，权限越高的办公室越矜贵。出户入户，上下电梯，统统刷卡。
在中国，封闭式大院的增多割裂了城市肌理，减少了纵横两线的马路数量，降低了路网的通达性，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北京的马路这么宽。因为在北京现有的路网规划模式的基础上，要缓解交通压力只能在宽上做文章，而无法从增加通达性的角度下手。
此外，在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城市规划中，会对“高、大、宽”一味推崇，这使得大院和大路互为因果、彼此推动，形成了北京今天的城市规划格局。
为什么英国人“反对围墙”？
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封闭式小区其实是反城市的，它造成了街道空间的冷漠，城市交通的不畅。
在英国，封闭式社区却非常少见。住宅大多临街而建，居民和行人均可自由穿行，带有大门警卫的大院建筑往往是富豪的专利。
21世纪初，英国也曾出现过增加“大门社区”的提议，为使居民更安全，封闭式住宅不能只是富人的专利。然而这类提议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封闭小区如果太多，有可能会妨碍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交往，增加种族隔离与阶级固化的风险。
另有不少数据表明，森严壁垒的小区并没能让居民的内心变得更踏实，反倒让许多人变得恐惧而自闭，对外面充满疑心。到目前为止，英国居住在封闭社区里的人口比例依然很低，城市的肌理大多继承了原来建筑分布的密度和脉络，这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道路的通达性，使得狭窄的单行道占据着道路网“半壁江山”的伦敦，并没有因此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
没有了围栏和大门划分的物理界限，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都有机会在同一家健身房里一起运动，在同一个公园里散步。
北京 vs. 伦敦，两种不同城市文化的碰撞
以北京和伦敦为例进行比较，你会发现文化融合在这两座中英城市里有着不同的方式。中国式的融合可以说是以“同化”为主，圈子里的人会热情地招呼你，并耐心地教授你，以便让你与他们的行为举止变得一致。
而在伦敦，印巴人、中东人、亚洲人和欧洲人，每个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都不同，却能求同存异、和谐相处，不必担心因自己的不同习俗而引来他人侧目。而维多利亚式、乔治亚式和摩登风格的建筑也都可以鳞次栉比地在泰晤士河畔和谐并存，而不是像中国当代城建一样，变得千城一面。
一个成熟的民族能够尊重并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细节的设计也正是其文化思想的投射。城市建筑中缺少民族性关怀的根源，在于设计者对多元文化尊重的缺失。城市规划最初的精神就是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技术、经济和法律的手段来予以实现。
“英产”和“中产”的城市规划师，有何区别？
英国在培养城市规划师时，十分看重对其分析、沟通和协调能力的培养，并强调对社会公平性以及环境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城市规划专业，大多脱胎于土木工程和建筑学专业，与英国不同的是，“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是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主流。
当然，在不同教育理念下塑造出来的规划师，在规划实践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也各有长处与短处。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规划师可以适应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高强度的工作，迅速地完成基本的建设规划。
但在人文理念和协调分析能力方面的缺失，以及对环境敏感度的不足，往往会造成千城一面的结果，使得城市生活的便利性由此变得较差，也往往在城市规划中出现对某些社会群体（如残障人士、儿童、年长者等）的需求和利益考虑不周的情况。
城市规划，到底在规划什么？
中国城市建设中的“围城”现象，正是这种“功能主义”的体现。它用最简单且单一的方式，尝试迅速地解决或回避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可是这种方式往往在缓解当前困境的同时，加剧了长远的问题。作为一个“生态体系”的城市因此被忽略了其作为一个系统的功能，一层层围墙为城市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城市规划应该被视为一种实用的艺术，需要综合城市的安全性、功能性和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将被割裂了肌理的服务区域简单拼接。
因此，我认为，与其强调围墙的功能主义特征，不如去注重城市设计内部环境的拓展与深化，在理性的基础上向人性化设计转变。或许，当城市中的围墙减少之时，人们观念与思维中的围墙也能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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