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不扭曲记忆，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恨更不可理喻
作家韩少功十年前写的一篇关于探讨“文革”的文章《“文革”为何结束？》，我早就拜读过。在微信大行其道之后，此文又凭藉这一传媒重新传播，有老友也推荐给我看。
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光谱中，从湖南崛起、在海南雄踞的著名小说家、评论家韩少功，被人列为“温和左派”或曰“中左”——与“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激进左派”或曰“极左”，很不一样；但他对“文革”的剖析，与民主派看“文革”显然也大有区别。我个人认为，他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很有见地，很值得我们思考。
韩少功的文章写于2006年，其时“文革”爆发40周年、结束30周年。十年过去，我们看到，韩少功这些理性、客观的看法，以及民主派关于“文革”的许多理性、客观的看法，都并未成为民间思潮的主流，更未被官方接纳，迄今仍然是空谷足音。社会上、网络上还是“极左”和“极右”声浪嚣然的两极对垒，充斥“好得很”和“糟得很”的简单化表态。在此推荐韩少功这篇文章，咀嚼一下他别开生面的洞见和哲思，我相信对大家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文革”是大有裨益的。
“文革”为何结束？
韩少功（海南省文联），《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由此追溯到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极权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也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70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推广，纵有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1976年以四五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1973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1974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在上海、湖北、河南、四川、贵州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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