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又对世界最大军队进行全面改革之时,很少会有人像资深中国观察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那样,用“萎缩”或“衰落”来形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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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恰恰是以观察清醒冷静著称的沈大伟,在他的新书《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中的主要观点。这本203页的新作将于3月由剑桥Polity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结论与他去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引人注目的观点相呼应。在那篇文章中,沈大伟宣言“中共的末日已经开始”。
在去年的文章中,这位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认定,中国的政治体系“严重崩坏”。他写道,习近平的“专制正严重压迫中国的体制和社会,使其更接近崩溃点。终结可能漫长、混乱而暴力”。
在他的新书中,沈大伟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他指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国际政策中,关键的变量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今年2月,在香港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沈大伟谈到这本新书的时候说:“比尔克林顿有一句名言:''笨蛋,问题在经济''。至于中国,(问题)是政治体制・・・・・・情况并不一直是这样。”
他在书中写到,如果中国保持2009年以来的强硬威权路线,就将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旧发展模式持续,国有部门中既得利益阻碍经济市场化转型的情况下,相对停滞会蔓延。
要释放创新力量并有效地改革金融体系,执政者必须全面放松对国家的管控,但沈大伟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中共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至于不能依靠“管控和恐吓以外的方式”来维持统治。
沈大伟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也是很多人的担忧。虽然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誓言要进行大胆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去年,中国启动对国企的改革时,“强化党的领导”几乎是所有官方指令的核心。不少学者指出,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才让国企卡在了今天的瓶颈。
沈大伟认为,目前持续实施高压政策,也会“引起社会进一步动荡”。如果继续只靠强迫和一意孤行的政策,四个边陲地区,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只会对北京方面越来越反感。他写道,公民社会也面对相似情况,因为公民们习惯了享有相对自由。
沈大伟认为,加上人口老龄化、大规模退休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沈大伟写道,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化,一些因素到某个点就会“突然折断”.
他认为,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相信会继续增长,但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有大变,而外交政策是维护中共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合法性的一个来源。
中国也有可能转向更加自由和宽容的软性威权统治,就像在1998到2008年间那样。当时李鹏等强硬派已经退休,引起镇压增加的西藏和新疆骚乱还没有出现。沈大伟认为,这种转变将大大有助于打开瓶颈、推进中国亟需的改革。
和其他相信习近平将在第二任期带来更多改革的中国观察人士不同,沈大伟在书中写到,这样的自由化必须由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政治局成员的联盟强推习近平进行。他认为,如果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新形成的政治局中,自由派领袖占多数的话,这个转变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数字以外的微妙问题,沈大伟则没有多谈。政治局中,自由派并非少数,但他们大部分都已被旁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之后还有5年任期,这位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在管理中国经济方面的角色和影响力,与习近平是一退一进。
思想开放的副总理汪洋2017年之后料将留任。此前,与美国财长杰克卢通电话,一直是汪洋一个人的职责,但今年,被视为习近平顶级经济顾问的正部级官员刘鹤,则分享了这份工作。
在胡锦涛时代主导党内“公推直选”民主改革的李源潮,可能是过去20年来中国最弱势的国家副主席。他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了履行外交上礼节性职责之外,并没有什么实权。李源潮也不是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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