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今已将蒋等扣留”的电报。在着重研究如何从政治方面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还讨论了在军事方面应采取的方针，重新部署红军主力的行动，以配合政治上和平解决事变。军委和毛泽东连电彭德怀、任弼时通报情况，并指出：因为亲日派已奉行大规模内战，在敌主力向西安进逼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亲日派之头脑。故“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其军事方面的活动及其作用论及不多。本文拟对彭德怀和任弼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主要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以求探讨中共在军事方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1936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彭德怀、任弼时分别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的总指挥和政委，统一指挥除西路军外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各部及其他兵团。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期间，彭德怀、任弼时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冷静思考，分析复杂局势。
彭德怀、任弼时得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经过反复研究，于13日、14日致电中央军委，指出，“西安剧变后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电报估计到，“何应钦可能组织蒋嫡系发动对张战争，我应把握主动”。彭、任身临前线，指挥三军，深知众多官兵有杀蒋复仇情绪，但他们在电报中并未向中央提出“杀蒋”、“审蒋”等要求，表明他们对蒋介石的处置采取了冷静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应该拥护的。针对张学良文电中抗日援绥（指1936年10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奋起抗日，全国人民群起声援笔者）的词句不明显，他着重强调，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并认为，兰州、汉中等战略的要点应即布置。洛甫（张闻天）在发言中则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党中央的基本立场是强调抗日，一切为了抗日。所以，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强调要把他同亲日派区别开来。
由上可见，西安事变爆发后，彭德怀、任弼时与党中央，对于事变的性质、处置蒋介石的态度及军事部署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知道，要和平解决事变，首要的是认清事变性质。抗日是和平解决事变的目的，不杀蒋介石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前提，一定的军事准备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必要手段。彭、任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不谋而合，是很有助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对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后的国内外时局，彭德怀、任弼时同样能够正确地分析。12月26日，张送蒋返回南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向彭、任通报了情况。26日至28日，彭、任多次致电军委和毛泽东，其中有三封电报较为重要。电报中指出：“西安事变及放蒋后，目前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较多可能（性）”，“蒋组织大规模的进攻红军之可能性较少”。这一事变，“给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党的主张已取得某些实力派拥护和接受”。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如英美的动摇和日本的威胁，蒋回南京以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仍然会不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束缚红军于寒苦的边缘区域”。为打破蒋的束缚，根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示，彭、任在庆阳发布命令：“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于扩大补充，野战军仍执行南进方针。”（《彭任致军委主席团电报》，1936年12月26日、27日、28日。）而这与党中央关于形势正在好转，但蒋的承诺“尚待证实”，故红军应“占领有利的战略形势”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彭、任能够保持头脑冷静，全面分析时局，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二）直抒己见，完善军事方针。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今已将蒋等扣留”的电报。在着重研究如何从政治方面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还讨论了在军事方面应采取的方针，重新部署红军主力的行动，以配合政治上和平解决事变。军委和毛泽东连电彭、任通报情况，并指出：因为亲日派已奉行大规模内战，在敌主力向西安进逼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亲日派之头脑。故“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军委主席团给彭任电报》，1936年12月14日。）。
然而，“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这是一个集中主力，兵出河南、进逼南京，从军事上配合西安张、杨的战略设想。对此，彭、任立即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军委提出异议：如此巩固西安的战略方针目前不应采取，因为这“必须红军出河南取进攻姿态，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要须时二十天”。而西北敌军将以胡宗南为指挥中心，对我发动南北进攻，不仅“隔断中苏和（我主力与）西路军联络，兰州亦不巩固”。彭、任认为，为了达到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停止内战的具体有效办法是：把握红军主力，乘敌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至少应压迫胡敌西退，在运动中求歼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这样才能争取毛炳文、曾万钟及中立青海、宁夏四马，巩固后方，停止潼关之敌的进攻。这时，在前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提出了相同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即是集中主力，就地打胡，从战略上配合西安张、杨。
显然，军委和“前总”在红军主力行动的战略方针上意见不够一致，歧点在于：1.红军主力是经陕北即刻南下，还是在陕甘边驻守。2.红军主力行动基本目标是进逼敌首脑南京政府，还是巩固西北根据地。而对于西安张、杨，则都主张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在猝然而至的事变面前，作为在后方的统帅部军委，和身临前线的高级指挥员彭德怀、任弼时等，出现上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它反映了我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时局的初步认识和上、下级间正常的良好关系，也表现出彭、任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已召集紧急会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确定由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蒋嫡系部队进入潼关，占领华县，还派飞机在西安上空侦察、恫吓，连被扣留在西安的蒋介石，也“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国内各派、各系军阀也群起攻击张、杨。日本扶持亲日派，企图趁火打劫，甚至苏联也通过《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对张、杨持反对态度。西安张、杨一时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其部队“出现不稳”，有的已叛投蒋军。军委和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红军迅即出动，直接援助张、杨，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形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巩固西安，已成为我党能否立足西北，推动全国抗日局面出现的关键所在。于是，一方面坚持红军主力立即南下，同时也修正了原兵出河南、进逼南京的计划。决定以红军主力取直径南下，迅速出至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事实证明，这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针。据此，彭、任立即向红军各部发布出动命令，部署红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均以七天为限到达指定地点（西峰、庆阳附近）集结待命”。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等组成追击军，钳制胡宗南部，掩护红军主力南下。12月17日，抵达西安的周恩来与张、杨在西安商定：以杨部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另以东北军一部集结固原、平凉，监视胡宗南部；红军立即接防肤施（今延安）、甘泉，以便南下渭北，侧击蒋军，参加决战。随后，彭、任率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夜行晓宿，兼程南下。
1937年1月2日，当蒋介石蓄意报复，调遣大军重新进逼西安之际，彭德怀、任弼时还及时向军委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鉴于日本压迫南京打击左派，征服中间派。我们的战略方针应以巩固张、杨两部之联军，打击刘峙东路集团，西防孙震，北防胡宗南等，并力争使其动摇。为此，野战军第一步应集结在兴平、扶风地域，相机打击进犯西安之敌。如将来地形、敌情不利于我作战时，则向商州、洛南转移，进攻洛阳，深入河南，取得战略上的主动，直接从军事上支援张、杨，不使他们陷于孤立。军委和毛泽东对这个“攻敌所必救”，即以主力深入敌根本重地，借以调动敌人，争取战略主动的意见非常重视，不仅调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先期进军到商洛地区，而且也准备将红军主力全部开往陕南，跳到敌战略包围圈的外侧。只是由于地形、缺粮等不利因素，特别是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一战略设想未得以实现。
时隔不久，彭德怀、任弼时担心的事发生了：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却连连受挫，“情况颇严重”。张闻天、毛泽东等来电，征询彭、任“有何意见”，并告之，军委“极秘密（地）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拟由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或四军），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及直属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对此，彭、任及左权（时任“前总”参谋长）致电军委：西路军目前处在一种严重关头，野战军亦处在“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之重要关键”，认为红军以主力西出，于军事、政治上均不利，1/3出援不易完成任务。途中需要时间40天，万一发生变化，则增援无效，困难更大，可能被蒋军隔断、造成更不利的局面。建议用积极的政治交涉办法，或以适当的军事力量威胁青海省会西宁，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彭、任、左致军委电报》，1937年2月21日。）。军委和毛泽东经慎重考虑，“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情况变化）时在东面作战”，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不动。随后，重新调整了援西军的兵力部署。后来，援西军西开至陇东镇原地区，距西路军尚有近两千里路程时，西路军失败，援西军只好就地转入整训。事实说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彭、任等人的建议，调整援西军的兵力部署是正确的。否则，红军兵力分散，援西军远征跋涉，既难以救援西路军，又分散了东面红军主力的实力，不利于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如时局突变，红军主力难以迅速集结，将会导致全局战略上的被动。
（三）整军扩军，枕戈待命。
彭德怀、任弼时的整军、扩军思想非常明确，特别是作为“前总”政委的任弼时，十分重视部队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彭德怀、任弼时抓整训军队工作，主要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当时，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尚未在广大指战员中间揭露；由于红军主力刚刚结束长征，身体极度疲惫；还由于红军进入新区，不能沿用过去打土豪的办法筹措粮款解决补给，加上陕北苏区人少地狭，经济落后，红军将士非常需要在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后勤供给等方面进行休整。所以，山城堡战役刚一结束，彭、任就根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电示红军主力各部、地方部队首长，部署全军以备战姿态。
自1936年11月29日起，进行为期7天的整理和教育，要求各部“健全党的组织，加紧进行党员的教育，深入传达上级指示信，（并）发动（官兵）讨论和测验”。提高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自觉性，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是整训部队的又一个重要内容。11月30日，根据少数部队中个别人严重破坏纪律的问题，彭、任再次电示各部队首长及全体指战员：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战士中的自觉纪律”，使大家懂得：“红军是工农的儿子，一切行动都是为工农大众的利益，凡属违犯和损害群众的利益及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我们须誓死反对”。我们要“发动工农群众对红军的批评，使工农和红军亲密的团结起来”。此外，他们还要求部队缩小机关，充实战斗连队，整理军容，巩固部队团结，改善给养等。
西安事变以后，部队整训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统战工作教育。彭德怀、任弼时多次向红军各级首长强调，要争取群众与影响友军（指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笔者），并以很好的态度与言论行为对待他们，与他们建立亲密的联系。严令全军指战员，“严守友军区域纪律，不打土豪，不破坏其现有政权组织”。因为这时红军已准备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作战，彼此间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甚为必要。经过各项整训工作，部队军事、政治、纪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虽然部分战士赤足单衣，粮食大部靠自筹，但指战员“仍然表现吃苦坚决”，“战斗情绪甚佳”。第三十二军等部的整军工作简报认为，整训“成绩尚好，干部中亦开始了整理”，“地方工作及友军统一战线的工作，由于执行新策略”，发生的缴枪或“左”倾错误得到纠正，骑兵部队群众纪律“开始不好，以后有大的进步”。
扩大红军是任弼时历来重视并时刻抓紧的重要工作。在西安事变前后这段紧张的日子里，任弼时和彭德怀、杨尚昆仍未放松抓这项工作。彭、任、杨认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加紧充实红军部队，可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特别是当时局出现向不利方向发展的趋势时，“对东北军团结工作，信赖红军十分重要”。
可见，“扩大、巩固抗日的中坚力量，以实力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冲破蒋介石的封锁和限制，非常重要。为此，彭、任、杨于12月22日向红军各兵团首长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信，提出：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利用一切机会来扩红，争取在1937年2月底扩大一倍（12月28日又提出6个月内扩大10万新红军），号召各级军政首长明确这一战略任务，努力动员全体指战员，动员前线和后方，“坚决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斗争”。扩红工作方法为：1.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及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宣传，激发群众参军参战的巨大热情，造成加入红军的热潮；2.发动群众没收汉奸、卖国贼及民愤大的土豪的土地财物分给群众，解决其切身利益；3.严肃政治纪律，严密扩红组织，组织竞赛和严格督察，总结经验教训；4.定出扩红计划，利用各种方法贯彻执行；5.训练入伍新战士，做好优待新战士家属的工作。根据释蒋后的新形势，彭、任还提出，红军应进驻人口较稠密地区，加强白区抗日义勇军组织，使其成为扩红主要源泉。同时，他们还十分注意依靠各级地方党组织开展扩红工作。
（四）主和主战，旨在实现和平。
为努力做好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7年1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提出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继续督促与逼迫蒋实现抗日救国诺言，反对亲日派挑动内战阴谋。西安方面则力求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争取已被蒋扣留的张学良回陕主事。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战与和问题上分成两派，分歧愈演愈烈。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等，从中尽力说解，分歧仍未消除。
这时，彭德怀、任弼时已率红军主力开到西安以北数十里的泾阳、三原地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彭、任也及时地去做说服工作。他们或在群众大会上宣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或者宴请有关进步人士，解释党的正确主张。第十七路军将领赵寿山对放蒋想不通，彭、任、杨等亲往其警备司令部说服了赵，并同他合影留念。赵后来回忆：“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同志的解释，才明确认识放蒋是对的”（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见《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
为说服主战派，彭、任以红军前线指挥员身分，于1937年1月下旬来到西安城内，同杨虎城、王以哲等晤谈，出席了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召开的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们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随后指出，目前国内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战争。中共鉴于这一根本形势，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中放蒋是对的，争取、逼迫蒋抗日的可能性更大了，只要我们好好团结，张学良能够回来，蒋介石也可以抗日。因此，目前形势不宜用战争手段解决事变后的问题。打仗不利于张回来，可能引起更混乱局面，那样，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彭、任等做了大量而耐心的说服工作。
然而，由于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自食其言，将张学良扣押。西安方面主战派占了上风，连联军代总指挥杨虎城也提出了准备开战的意见。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等来到“前总”，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紧急会商。大家认为，为避免造成与西安方面的对立，只要两个朋友意见一致，红军可以保留自己意见，采取灵活的策略，支持他们的主张，包括和他们一起打仗。随后，彭、任又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陕北毛泽东、朱德等表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军事进攻，我方要自卫。
“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在力求和平中仍不同友军处于对立。因此，今天只有同他们一道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践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个前途的实现”。任弼时还说，同张、杨部一同打仗“不是为着发展大规模战争，而（且）是为着求得和平解决”。我们应争取打几个胜仗，为和平而斗争。毛泽东、朱德等当即复电指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我们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应始终同他们一道，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各级将领，认识到中共代表意见的正确，大规模的新内战最终没有打起来，这是与彭、任等所做的许多重要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二
彭德怀、任弼时在西安事变前后，从军事方面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其作用在于：
第一，使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及军委保持一致，为党指挥红军、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配合政治谈判，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彭德怀、任弼时是前线红军的最高首长，他们对党中央及军委的战略意图理解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红军指战员的情况能否及时传给党中央及军委，而党中央及军委指示能否正确下达给各部队，并变为红军指挥员具体行动的大问题。简言之，就是党能不能指挥枪的问题。因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不久，顺利地实现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统一及军事指挥权的集中，尚需一个过程，更何况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影响还未得到清算。所以，各部队的指战员，对党中央及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程度和执行的自觉性均有所不同。彭、任根据党中央指示，抓住山城堡战役刚刚结束，新的战事到来之前的间隙，从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后勤供给、军纪军容、统战等方面整训部队，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素质。整训结果表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各路红军，刚刚结束万里长征，就能够集中统一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号令之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应付突发的西安事变，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具有直接意义。而这些是与彭、任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难能可贵的是，彭德怀、任弼时对党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命令并不盲目执行。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员，发现上级指示有需完善之处，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政治上、军事上的远见卓识，直抒己见，协助统帅部进一步完善各项决策。前文中彭、任提出的几项建设性意见，都是立足于党牢牢把握红军主力巩固西安，准备应付突发事变，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达“迅速停止内战，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之目的。故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当然，彭、任对自己建议中的不正确之处，一经军委和毛泽东指出即迅速改正。总之，彭、任率兵在外，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一面整训部队，保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一面协助党中央及军委完善军事战略方针，使党中央、毛泽东得以坐镇陕北，运筹帷幄，用政治谈判和军事防御的两手策略，指导西安事变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第二，使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保持“三位一体”。壮己声威，威慑敌军，有效地配合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政治谈判。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表示红军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毛泽东致张电表示：“红军准备全力增援”。周恩来也表示要在解决事变的实际工作中发挥“红军作用”。所以，当张请求红军集中环县附近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即电复：拟以二万红军移驻环县、曲子、豫旺堡、毛居井地域于你部靠近。如果胡宗南等部自北向南进逼时，红军坚决从其侧后进击，配合你部坚决消灭之。
彭、任率红军主力南下分两个步骤：一是12月20日红军兵分两路，取直径南开到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区，杨虎城、王以哲等以为事变和平解决，要求红军停止南下。红军这一步骤发生在西安事变期间，作用重在稳定张、杨部队。当时，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应钦借“营救”之名，调兵遣将，准备向西安张、杨部大举进攻，其主力已进逼西安。此时张、杨部队内部出现许多不稳定迹象，南京方面还采取拉杨打张的分化策略，张、杨部队有被化分解体危险。而红军主力南下与其靠拢，一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二可以解救张、杨危机，“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据台湾李云汉的记述：“周恩来到达西安之日，陕北红军即开始从张、杨手中接防陕北延安等地。原驻陕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指第十七路军笔者），均已奉调南移。有了周恩来等的协助和共军的支持，张学良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了”。张“强辞抗辩，自称西安事变为‘万不得已’之举”，和共产党联合，是“基于爱国抗日之合理之举”，释蒋离陕，“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第108—109页。）。张对红军战斗力十分赞许，红军主力的增援自然使张、杨感到有了依靠。时隔55年后，张还赞叹不己：“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撤退行军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共军，即消灭不了他，最好与他合作”。
红军主力南下第二个步骤，是在蒋介石于南京扣押了张学良，蒋令重兵又攻占潼关，形势骤然逆转时采取的。应杨虎城等再次请求，彭、任于1937年1月4日率部继续兵分两路南下。1月8日，左路中的第一军团到达陕西耀县、泾阳、三原。9日，右路中的第十五军团到达咸阳，又根据杨的建议，奉命前出陕南商洛地区（1月15日）。10日，第二十七军开抵洛川。随后，红军“前总”驻扎在泾阳县云阳镇南门的文家大院，直属机关参谋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对外化名为“长江部”、“武昌部”、“衡阳部”，也驻守镇内。红军主力南下直入关中，引起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兴奋和震动，西安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据李云汉讲，杨虎城为准备对付南京军事行动，一方面加强同红军联络，请“彭德怀等部移驻三原、赤水一带，一方面派遣武装干部到各县整编民团，分发械弹，征派粮食，准备动员作战”。（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220页。）。因西安方面在红军主力支援下采取强硬态度，作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压力，使蒋不敢轻举妄动。他下令缓攻西安，认为“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共军“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厉害”（陕西等三省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96页。）。蒋军将领对西安以红军为中心的“三位一体”作战也极为恐惧，认为“逆共合股，其势已成，若不早除，后将噬脐”。甚至力主动兵的何应钦也深有顾忌：红军“亦已陆续南下，若使一旦冲出潼关，则洪流溃决，必至难于收拾，中央调驻重兵于陕境，实系重在防”红军（陕西等三省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6页。）。
此外，这一时期红军的军事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军队将领，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也为后来党中央立足陕北，指导全国革命斗争准备了大后方。
西安事变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中共除在政治上参与事变和平解决的工作外，军事上也起到了有力的策应和后盾作用，其中，彭德怀和任弼时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12月15日西安事变后为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毛泽东就红军大的战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的密电：
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行动务求荫蔽，一切人不得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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