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上，习仲勋有着和毛泽东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性，甚至和毛泽东一样的品质。对此，革命老人杨明轩先生洞察说：习仲勋有毛泽东一样的特性和品质。胡希仲回忆：
杨明轩先生对我和习仲勋的关系极为关切。他看过习仲勋的所有信件，称赞习仲勋的胆识，认为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有高度，“渗透着毛泽东的性格”。本文选自文史作者陈冠任个人博客，作者陈冠任。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习仲勋代表国务院宣读将官授衔命令（图源：《习仲勋画传》）
1935年冬，党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1936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而曾与习仲勋一起共事的高岗，则被派往红军西北革委会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由于条件艰苦，高自诩“苏武牧羊”。相比之下，习仲勋去关中特区，则是一种重用。
在工作中，习仲勋虽然年轻，却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6月，他随红军西征，先后担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但是，这个环县县委书记却不是好差事。他的老战友张邦英回忆：“习仲勋当时被分配在甘肃陇东一个最贫穷、常吃苦水的环县任县委书记。”(张邦英著：《忆战斗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习仲勋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成绩突出，受到了称赞。
因此，年轻的习仲勋更为毛泽东等人注意了。
1936年9月，毛泽东等人在保安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习仲勋则成为受邀参加会议的两个地方干部之一。习仲勋回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1936年9月，毛主席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
习仲勋与毛泽东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见着他便叫名字，可见当初印象之深刻。而习仲勋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收获颇大。他后来回忆：
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向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镨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振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
会后，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与习仲勋谈工作，对他“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然后，毛泽东等人对习仲勋压上了更重的担子，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书记。
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新正和秩西的赤水，淳耀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但是，当地许多地方已被敌人占领，极其困难，毛泽东和党中央派习仲勋去，一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二是他熟悉关中的情况。而习仲勋工作起来确实有一套。他来到关中后，工作马上就有起色。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说：
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只能荫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半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
习仲勋去关中后，三个月就见了成效，局面大大改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关中的局面更加焕然一新。马文瑞和张邦英后来说：
仲勋同志抓住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有利形势，迅速发展党的组织，整顿和巩固基层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关中特委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及旬邑、淳化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县工委机关)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全根据地建立了19个区级、131个乡级政权，人口10余万，干部教育和军队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习仲勋成为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模范干部之一。(马文瑞、张邦英著：《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没有辜负毛泽东的等人的期望。于是，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习仲勋在关中地区工作长达六年之久，成为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看门神”。
在此期间，毛泽东时常召见年轻的习仲勋谈话，指导他成长。习仲勋说：
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
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培养，习仲勋快速地成长为优秀的地方干部。张贵德在习仲勋领导的关中特委工作了五六年，他回忆：
由于习仲勋工作深入细致，深入发动群众，处事公道，关中地区的群众对共产党很有感情，当国民党军来“清剿”时，尽管形势十分严峻，但是，关中公署所在地的马栏川等地的广大群众没有一个说过不利于革命的话，也没有出卖同志和投降敌人的，敌人的“清剿”屡屡落空，每次都是失败。(张贵德著：《仲勋同志的关中岁月》。)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上，习仲勋有着和毛泽东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性，甚至和毛泽东一样的品质，比如智慧过人，比如工作严肃认真，比如大公无私，比如有胆有识，等等。对此，革命老人杨明轩先生洞察说：习仲勋有毛泽东一样的特性和品质。胡希仲回忆：
杨明轩先生对我和习仲勋的关系极为关切。他看过习仲勋的所有信件，称赞习仲勋的胆识，认为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有高度，“渗透着毛泽东的性格”，始终抓住武装斗争这个关键，很了不起。(胡希仲著：《我的挚友习仲勋》。)
杨明轩先生留学过日本，经历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运动，加入国民党也加入过共产党，阅历丰富。时年五十的他阅人无数，对习仲勋的洞察自然不会有误。他说习仲勋“渗透着毛泽东的性格”，道出了习仲勋为毛泽东欣赏的深层次原因。
习仲勋在关中六年，毛泽东等人是满意的。齐心在悼念习仲勋的文章中说：
你担任了中共关中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分区专员，带领关中地区党政军民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顽强地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有力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受到了表彰……(齐心着：《习仲勋，我用微笑为你送行》。)
习仲勋获得表彰无疑还是毛泽东等人着力培养的结果。1942年7月习仲勋离开关中分区，调任西北党校校长。后由于西北局划归陕西省委管辖，习仲勋又出任了陕西省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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