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恰巧彭德怀也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随后，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周恩来工作照（图源：新浪读书）
1958年5月5至23日，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周恩来前两年的反冒进。他的结论是：1956年的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子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发展，形成了“马鞍形”。毛泽东在修改这个结论时加上了一段话：“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什么是反冒进呢？
1955年年底开始，经济建设中出现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股冒进风的出现，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紧张和混乱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及时地纠正了当时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使1956年经济建设避免出现大的曲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但是，随着反冒进工作的推进，它又与1957年的整风运动、反右运动混合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新问题：
整风运动开始后，个别人利用党内关于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工作。（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第401页。）
右派进攻，出现反党的现象——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直接起因。这使得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于是，他对反冒进的批评升级了：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给泄了气的干部打气：“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单秀法著：《毛泽东与周恩来》。）
这时周恩来也意识到自己强推的反冒进确实给了右派攻击的口舌，于是开始转变态度。1957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第402页。）既然不是“全面冒进”，即也就无所谓反冒进了。
周恩来抛弃了反冒进的思想，立即获得了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称这篇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周恩来后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承认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
但是，毛泽东认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在这次八大二次会议上展开了反“反冒进”。在刘少奇对反冒进提出批评后，5月15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随后，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他说：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对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周恩来著：《周恩来文集》。）
在反“反冒进”过程中，“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金冲及说）。那么他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金冲及说：
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持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访问人：“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张素华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
周恩来谈到了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于是也就过关了。
因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不是要去整周恩来个人，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要像同志一样去帮助周恩来去解决思想上和方法论上出现的问题。因此，值得一说的是，在周恩来每次检讨前，毛泽东都曾约他谈话。这说明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是不管不问大肆批评一顿就走人，也不是对人打棍子，而对周恩来是坦诚的，沟通的，是有所帮助的。毛泽东这么做，一是两人真诚无间的体现，二是或说更多的是，他要解决周恩来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现在，既然周恩来已经认识在思想方法上出了问题，并且找出了根源。毛泽东也就放心了。
5月2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回顾与发展——共和国经济建设之路》。）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恰巧彭德怀也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随后，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
就这样，一场对反冒进的批评完全划上了句号。
在这场争论以后，周毛共事近20年，两人再也没发生过重大的分歧，更没有过面对面的争论。经过这次争执，两人确实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周恩来更加心悦诚服地跟定了毛泽东。在之后党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单秀法说：“从庐山会议，中经七千人大会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满意的。”（单秀法著：《毛泽东与周恩来》。）
对于周恩来紧紧跟随毛泽东的漫长过程，有人总结他们的工作时说：
假如毛泽东是红色中国的理论家，周恩来就是使毛的理论添上生命力的实行家，周有时还给这些理论略加修饰，使之更符合实际。（[美]朱雷·阿查尔著：《岿然不动的政治家》。
这虽是外国人所言，但完全符合事实。由此亦可见：周恩来跟随毛泽东，与毛泽东长期共事，并不是盲从也不是什么“愚忠”，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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