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与那些领导人物（甚至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卓越的领导人物）所预料的不同。他们预料国家将迅速消灭，而民主将会加强。然而，发生的事恰恰相反。他们预料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事实上在这方面却很少变动。而在东欧卫星国家中甚至比过去还低。从一切事例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能与工业化的速度相称，工业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他们相信，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可是，这差别却在增加。共产党人对其他地区的预测，包括对非共产主义世界发展的预测在内，也都未能突现。
他们最大的幻想是：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以及摧毁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以后，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1936年新宪法颁布时，斯大林曾宣告“剥削阶级”已不再存在，资产阶级及古时传下来的其他阶级事实上是被消灭了，不过，一个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阶级却形成了。
像过去的其他阶级一样，这个阶级会认为其权力的建立将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他们作如此想法是可以了解的。这个新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唯一差别是：它对它的幻想的迟迟不能实现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权力比历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完全，它的阶级幻想和偏见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
这个新阶级，这一群官僚，说得更准确点，这一群政治官僚，不只具有前此一切阶级所共有的特质，还具有一些它独有的新的特质，虽然从本质上说，它与其他阶级开始时的情况类似，但它的起源仍有其独特的性质。
其他的阶级也是通过革命的途经而取得力量和权力的，它们曾摧毁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几乎没有例外，这些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成形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其情况却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
在以往，某一阶级或某一阶级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取得政权，都是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一件事。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的阶级意识不得不在它取得经济的和物质的权力之前发展，因为这个阶级并未在国家生活中生根。这个阶级是从一个理想的观点去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它的各种实际可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尽管它有种种幻想，它却代表走向工业化的客观趋势，它的实际的倾向是从这个趋势产生的。理想世界的诺言增加了新阶级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众中散播了幻想。同时，它还激励人们担任庞大的物质建设任务。
由于这个阶级未能在它取得政权前形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它只能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中产生，它因具有成员的意识形态与哲学观点一致的一种特殊的纪律而与众不同。为了克服弱点，就必须信念一致和有铁的纪律。
这个新阶级植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特殊的党。列宁认为他的党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他的这个见解是对的，尽管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
说得更精确一点，这个新阶级的创始人不是存在于整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内，而是存在于那些甚至在它还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列宁坚决认为只有职业革命家，即专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人们，才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党，这并不是偶然的。甚至斯大林，这个新阶级的后来的创始人，也是一个这种职业革命家中的最典型人物，则更非由于偶然。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从这些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些革命者早就构成革命的核心了。托洛茨基曾指出，革命前的职业革命家正是日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来源。但他没有觉察到，他们也正是一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的起源。
这并不是说新党与新阶级是合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要明确这个新阶级的范围并指明这个阶级的成员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
由于社会中免不了有行政，于是，必要的行政功能就可能与寄生作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就像并非每个工匠或城市人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一样，共产党人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个新阶级的成员。
粗略地说，当这个新阶级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曾经是生气勃勃、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党制造了这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靠党长成并利用党为其基础。这个阶级愈来愈强，而党却愈来愈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
假如他不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或者说假如它本身没有创造一个新阶级的潜力，那么没有一个党能够以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如此愚妄的方式行动，更谈不上还能长久执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斯大林宣称：”如果没有创立机构，我们或许已经失败！”他应该用”新阶级”一词来代替”机构”，要是这样，一切事情就更清楚了。
一个政党竟会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这似乎并不寻常。政党通常是在知识上和经济上已相当强而有力的阶级或阶层的产物。可是，只要我们了解俄国革命前的情况以及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共产主义已胜过民主力量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类型的党是许多特殊机缘的产物，就这一点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也并不偶然。尽管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有其渊源，但部分说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俄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遭遇的独特的国际关系的产物。那时候，俄国已不能再以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生存于当代世界，同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太弱，而且过分地依附于国外的利益，以致它不可能推动俄国的工业革命。所以这个革命只能由一个新的阶级来推行，或者通过改变社会的秩序来进行。然而，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阶级。
在历史上，谁推动一个进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指示这个进程要有人来推行。俄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这个道理。革命创造了她所必需的力量、领袖、组织和观念。新阶级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客观原因，一方面也是出于党的领袖的愿望、机智和行动。
二
这个新阶级的社会根源出自无产阶级。正如贵族阶级之兴起于农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之兴起于商业工艺社会。当然也有例外，这全看国家的情况来决定，不过，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落后，就构成了这个新阶级兴起于原料。
关于为什么这个新阶级是以工人阶级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这一点，还有别的原因。新阶级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因此，他当然依靠工人阶级。新阶级是靠无产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无残酷剥削的传统信仰来支持的。对这个新阶级来说，保证生产正常具有无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它就永远不能和无产阶级失去联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他就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巩固他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知道在工业的发展中，他们将从贫困与失望中被解救出来。经过一个长时期以后，这个新阶级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同一部分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相符而且结合在一起了。在历史上，这种结合曾发生于各种距离甚远的阶级之间。在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不是曾代表农民吗？
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努力的结果。这些人正是共产党，或者说新阶级必须依靠群众，而新阶级的利益同他们有最密切的联系。在新阶级未取得政权和确立其权威地位以前，两者的关系确是如此。在这以后，这个新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们去发展生产和控制这些最勇猛和最难驾驭的社会力量。
这个新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所建立的对整个社会的垄断，主要就是对工人阶级本身的垄断。首先是知识上的垄断，现对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是对整个无产阶级。是个新阶级所必须完成的最大的骗局，不过，它也表明，这个新阶级的权利和利益主要还是寄托在工业中。没有工业，这新阶级就不能巩固其地位和权威。
旧日工人阶级的儿女是这个新阶级最靠得住的成员。为主人供应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代表本是奴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
三
当共产主义制度被拿来作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发现，其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有一个特殊的阶层来统治全体人民。一般说来都是这样。可是，更仔细地分析将表明，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或者，我的术语讲，这个新阶级）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受这个新阶级控制的机件；这些机件可能笨拙而不灵活，但是无论怎样、任何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免不了有它们存在。就社会学的理论说，我们是可以把各式官僚加以分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实在难分彼此。师师部指使由于共产主义制度本质上就据有关两性，而且因为共产党人实际上控制着各种重要的行政任务。再则，如果这个政治官僚阶层把自己桌上的残羹施舍给其他类的官僚就难以享用他们的特权。
注意以上所说的政治官僚与那些随现代经济的每一集中制度（特别是那些促成集体所有制形式的集中制度，如垄断组织、公司和国有制）而兴起的官僚间的基本区别，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或国有化工业中的靠薪金过活的工作人员人数在不断地增加。杜宾在他的《行政工作中的人类关系》[prentice-hall 出版公司，纽约1951年版]（Human Relation in Administration）一书中说，经济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在转变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这些在一起工作的职员有生死同命的意识。他们分享同样的利益，特别是在圣城取决于资历而彼此间很少竞争的情况下。于是，内部的摩擦减少到了极低的限度，因而这种安排被认为对官僚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发展出来的团体精神与非正式的组织每每导致这些支援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协助顾客和选任的上司。”
这些公务人员同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有许多类似之处，特别是在团体精神方面，但他们并不完全一样。尽管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家的和其他方面的官僚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可是，他们并没有共产党人那样的权力。在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的上面通常有任选的政治主人和公司老板，而在共产党人之上却既无主人也无老板。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官员，而共产党人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一个新阶级.
要证实某一阶级是否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在于他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做好这正和其他享有所有权的阶级中的情况一样。同样的话一个阶级可以从所有权所给予他的成员的物质的及其它方面的特权标志出来。
正如罗马法所规定的，财产构成物资的利用、享受和存储。而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存储收归国有的财产。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官僚集团或这个享有所有权的新阶级的成员的身份、是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因所有权给予的特权 这里指的是收归国有物资 来确定的，那么这个新阶级和政治官僚的成员身份就由他们所得到物质上的收入和特权中反映出来，而他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享受和特权的社会上一般所应该给予他们的分量要多。实际上，这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一种专门到权利和党的垄断权。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不用做工的人。
由于许多原因，私人财产所有权已经证明对于这个新阶级的权威的树立是不利的。此外要改变国家经济，就必须毁灭私人所有权。这个新阶级是从集体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的，他们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
这个新阶级认为所有权导源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便是垄断行政大权的人（他们构成一个狭隘、门户紧闭的阶层）与没有权利的生产群众（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不发生效力，因为共产党官僚还有支配物质的全权。
垄断行政权的人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任何基本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所有权的关系上。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关系同所有权制度（政府的极权和权利的垄断）被更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其它任何一种制度都望尘莫及的。
剥夺共产党人的所有权，就等于把他们这个阶级消灭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其他社会权利，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润（由于罢工和议会行动的结果，资本家们已不得不同意这一点），那就等于是剥夺了共产党人对于财产、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垄断权。这将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开始，是共产主义的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告终。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前，就不能表明共产主义制度在发生重要的和基本的变化，至少那些认真考虑社会进步问题的人是这样看的。
这个新阶级和新阶级成员所拥有的所有权方面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这类特权从国家行政和经济企业的行政一直伸展到体育、慈善机构的行政。政治的、党的或所谓“总的领导”，是由这个阶级的核心执行的。领导地位就包含着特权。奥罗夫(Orlov)在他的《斯大林时代》（“Stalin au pouvoir”，1951年在巴黎出版）一书中称，苏联的一个工人在1935年的薪金平均一年是1,800卢布，而一个人造丝委员会秘书的薪金和津贴则每年高达45,000卢布，后来，虽然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员的情况都有所变动，不过它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其他的作者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工人和党的工作人虽的薪金有天渊之别，这不可能瞒过最近几年访问过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人。
其他的制度也有它们的职业政客、不论你认为他们是好是坏，他们必然存在。社会不能离开国家或政府而存在，因此，社会也不能离开那些为它奋斗的人而存在。
然而，其他制度中的职业政客与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政客之间却有基本上的差别。就极端的例子说，其他制度中的政客利用政府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僚取得特权，或者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尚的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一个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
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曾把它们真正的性质隐瞒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术语，而更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并且，起初这个官僚集团忙于完成工业化，而把它的阶级成分隐藏在假面具里。
四
现代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个新阶级的出现，从那些推动这两件事的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是很明显的。
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共产党的领袖以及他们所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断更易。马克思从未阻止别人发表他自己的观念。列宁容忍党内的自由讨论，并且没有想到党的集会，更不用说党的领袖，应该规定谁的意见“适当”或“不适当”。斯大林则废止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并且规定只有党中央，或者说他自己，有权就意识形态发表意见。其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同。例如，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即所谓第一国际），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而是一个许多团体的联盟，只采纳大家所同意的决议案。列宁的党是使内部的革命道德和单一的思想结构同某种民主结合起来的先锋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变成了一群对意识形态没有兴趣的人，他们的思想全是从上级得来的，可是，他们却全心全意地一致维护那保证他们享有无可置疑的特权的制度。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创造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了他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降了一级，把党的核心转变为新阶级的核心，并把党转变为无人性的和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
阶级的作用和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本身虽然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但他创造了一套关于这类作用的学说，他还认为，人类大多数是由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构成的，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只是在重述特伦斯(Terence)的禁欲派哲学：“我知道人类的一切事物。”列宁认为，人们都各有其观点，而不把人看作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而在斯大林看来，人不是听命的臣仆，就是敌人。马克思作为一个穷困的侨民死于伦敦，不过有学问的人看得起他，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上也受重视，列宁是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的领袖而逝世的，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独裁者，那时人们已经开始把他捧成一个偶像，当斯大林逝世时，他已经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神了。
这些人的性格上的转变不过是早已发生的转变的反映，并且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灵魂的改变。
尽管列宁并未意识到，但组成新阶级这件事却是由他开始的。他根据布尔什维克路线建党，并且发展了关于党在建设新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和领导作用的理论。这不过是他从事的多方面的巨大工程的一个方面；这是出自他的行动而并非出白他的心愿的一面。这也是导致新阶级敬爱他的一面。
然而，这个新阶级真正的直接创始人却是斯大林。他是反应迅速而好弄粗俗幽默的人，受教育不多，也不善于词令。不过，他却是一个无情的教条主义者和伟大的行政家，他是一个格鲁吉亚人，他比谁都了解大俄罗斯的新权力将把这个国家带往何处。他以最野蛮的手段创造这个新阶级，甚至对这个新阶级本身也不惜牺牲。这个阶级把他放在最高的地位，而后来就不免屈从于他那不羁而残暴的性格。当新阶级正在建立它自己并攫取权力时，他是这个阶级的真正领袖。
这个新阶级诞生于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时期，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没有革命，没有工业，这个阶级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其权力就会受到限制。
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差异相当可观的工资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继续发展。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物质发生兴趣，使他们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没有工业革命，这个新阶级将会发现难以保持其自身的地位，因为既没有历史原因，也没有物质资源来维持它的继续存在。
党员，或者说官僚集团的成员人数的增加是和这一点有密切关联的。1927年，即工业化开始的前夕，苏联共产党共有党员887，233人。到1934年第一次五年计划结束时，党员已增加到1.874，488人。这是显然与工业化有关系的一种现象：这个新阶级的前途及其成员的特权都在渐入佳境。而且，特权和新阶级比工业化发展得还要快，虽然很难举出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如果有人记得下―事实，那末这个结论就不证自明了，这个事实就是生活水平跟不上工业生产，而这个新阶级实际上即已攫夺了由于群众的牺牲和努力而得来的大部分经济果实和其他方面的果实。
新阶级建立的过程并不顺利，它遭遇到既存阶级以及那些无法使现实与其所奋斗的理想调和的革命者的激烈反对。在苏联，革命者最显着的反对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可以看得最清楚。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以及这个新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的增加，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或者说，党内反对派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以及共产党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则愈来愈紧张。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优秀的作家，熟练的辩论家，是一个很有修养而极有智慧的人，他仅缺乏一项品质；现实感。当现实已强烈要求进行平凡的工作的时候，他还要做个革命家。他希望复兴革命党，因为它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正在转变为一个不顾伟大理想而只关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阶级。当新阶级早已结实地掌握大权并开始尝到特权的甜头时，他却指望那早已疲于战争、饥饿和死亡的群众有所行动。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遥远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倦的人间燃起烽火。他锐利地注意到新现象的悲惨面，但他没有了解它们的意义。再则，他从来不曾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德行。在以革命的名义攻击党的官僚集团时，他攻击了党的偶像和这个新阶级，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后者的存在。
斯大林既不看得太前也不看得太后。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正在诞生的新权力----新阶级、政治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顶峰，变成它的领袖和组织者。他并不传道，他只作决定。他也许诺光明的未来，不过，他所许诺的只是官僚们认为眼光所能见的真实可靠的前途，因为他们的生活在天天改善，他们的地位在日益巩固。他的话既不热烈也不渲染，不过，这个新阶级比较能了解这种现实的语言。托洛茨基希望把革命扩张到欧洲，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个主意，可是，这种冒险举动总不免使他为他的祖国俄罗斯担忧，特别是为巩固新制度和加强俄罗斯国家的权力和威望的方法担忧。托洛茨基是旧日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则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在斯大林的胜利中，托洛茨基见到反对革命的、类似让法国革命中热月党式的反动，实际上也就是对苏维埃政府的腐败和革命目标的反对。他了解斯大林的卑鄙手段，并对此深为难受。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发现当代共产主义本质而企图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虽然他并不自知。不过，他并没有能彻底认清其面貌。他以为这只是一时的现象，是官僚集团的积弊腐化了党和革命，因而他的理论是：来个“宫廷革命”把上层变更一下就可以解决。然而，当斯大林死后“宫庭革命”确已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比较根深蒂固、寿命经久的。斯大林的苏维埃热月党式的革命不只导致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专制的政府的建立，并且还导致一个新阶级的建立。这是那个激烈的外国革命的延绩。这个革命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而且使新阶级得到了巩固。
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斯大林至少有同等的资格倚仗列宁以及革命的一切。因为斯大林本是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合法后裔，虽然他为人狡黠。
列宁这样的人物是史无前例的，以他的多才多能与坚忍不拔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也是史无前例的。他在权力和财产方面担负起巩固新阶级的巨大工作，这个新阶级是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和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中产生出来的。
在充满热情和思想的列宁的背后，站着迟钝而灰暗的约瑟夫・斯大林，他是新阶级以艰难、残暴和不顾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象征。
在列宁和斯大林之后，发生了必然要发生的情况：即集体领导形式所表现的平庸状态。并且貌似诚恳、善良而缺乏智力的“人民的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来了。这个新阶级不再需要它曾经一度需要过的革命家或教条主义者了，它只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谢皮洛夫这类简单的人物就够了，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代表普通人。新阶级本身已厌倦于教条式的清洗和训练性的会让。大家都想活得平静点。这个新阶级已十分巩固了，它现在必须设法保护自身，甚至防范其所拥戴的领袖。当这个阶级还是很弱的时候，当残酷的手段还必须用来对付阶级内部的异己分子时，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领导宝座。如今，这一切都不需要了。这个新阶段丝毫未放弃斯大林领导下所创造的一切，可是，它看来却在否定斯大林过去几年中的权威。不过，它并不是真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它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赫鲁晓夫看来是伤害“好共产党员”的。
列宁的革命时代为斯大林时代所代替，在斯大林时代中，权威、所有权和工业化都加强了，以致这个新阶级能开始其非常渴望的和平而舒适的生活。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条的共产主义，接着，又被代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即所谓集体领导或一群寡头政治的执行者。
这是新阶级在苏联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俄罗斯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命运在于这三个阶段都集于铁托一身，不过附带着民族的及个人的特性而已。铁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没有创造性思想，他已经得到个人的权力，但没有斯大林的猜疑和教条主义。像赫鲁晓夫一样，铁托是人民的一个代表，那就是说，是党的中间阶层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所走的路线----从革命成功，模仿斯大林主义，直到否定斯大林主义并寻求自己的形式----是能完全从铁托的性格中看出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比其他各国的共产党都更能首尾一贯地保持共产主义的实质，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否定过任何对共产主义的实质有价值的形式。
不论是就实质或观念而言，这个新阶级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列宁、斯大林到“集体领导”----并不是完全彼此脱节的。
列宁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斯大林也是一个革命家，就像集体领导在必要时也将诉诸教条主义和革命手段一样。再则，集体领导的非教条主义原则的应用也只限于这个新阶级的巨头们本身。另一方面，人民依然得受教条“教育”，或者说，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且比过去还要彻底。由于教条主义的严酷性和排他性的束缚已经放松，经济地位已经巩固的新阶级，在未来行动上已可望有较大的伸缩性。
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是过去了。共产主义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在权力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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