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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曾国藩 毛蒋结局缘何大不同

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封侯拜相堪称读书人的榜样。毛泽东对这位老乡推崇备至,青年时期曾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到了晚年大搞阶级斗争时,也不忘曾国藩,称其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出生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江浙地区的蒋介石,对曾国藩顶礼膜拜,“足为吾人之师资”。将《曾国藩家书》常置案头朝夕攻读,将《曾胡治兵语录》推荐给高级将领必读,为人处世、一言一行更是向曾国藩看齐,以曾氏之法统军治国。然而,一样学曾学,却一个成功,一个败居台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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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毛泽东两人都推崇师法曾国藩结局却大相径庭(图源:LIFE)

曾国藩在晚清以一介丁忧官员、士绅,以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血缘为纽带,募团练,建立起一支带有近代色彩的私军。屡败屡战,扶大清于即倒,续命数十年。官居武英殿大学士,赐爵一等毅勇侯,又有《家书》传世,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完美达成,善始善终。古来没有几人可比。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并非没有前提,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中,县级以下实际实行的是自治,以宗族结社自治,乡老、里长多由宗族头面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士绅担任。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既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通路,也有一条隐形的由士绅自下而上的权力通路。士绅在基层通过宗族血缘具有极大的号召力,通过自下而上的隐形通路直达天听与统治核心关系密切。尽管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深受外来文化冲击,东南沿海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出现解体的迹象,内陆却影响不大。趁此余威,曾氏以维护儒家大义,招募乡党组团练,以伦常统军,大获成功。

至毛蒋之时,中国传统社会已经风雨飘摇,解体前夜。商品经济以各通商口岸为支点,不断渗透、解构传统社会。自清末立宪至1911年辛亥革命,新的治理模式在深入人心。政治僵局的打破,诱发了文化的革命。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直指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落后,将其钉在落后的耻辱柱上。此后新儒家以佛道入儒,造就了一众国学大师,却很难为儒家找到一条现代化之路,重回舞台中心,尽管中国人骨子里仍然是儒家传统伦理。

在这风雨飘摇之际登场的毛蒋,可能是由于出身的不一样——毛建国后自我确定成分为富农,拥有土地但并不脱离劳动,属自耕农,与农村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毛选择了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并成功使这个城市政党走上了农村路线;蒋出身经商之家,深得商人要诀,金元是其成功路上的秘密武器,因而蒋选择了号称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使之与资本深度结合,王与马共天下。

对于曾国藩依之以成事的传统社会、伦理,毛泽东虽将中共由城市拉到了农村,并将农民作为依靠力量,但作为一个外来政党、外来理论,如何发动农民为己所用是个难题?外来和尚果然好念经,快刀斩乱麻,抓住土地这个核心,直接打破已处解体边沿的传统社会架构,以中共自己的组织代替,如此这般成功将最广大的农民群体作为自己的助力。而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时曾见识过农村、农民的革命热情与力量,但他却没有办法如中共般解构农村,因为其政权实际是建立在城市资产阶级与农村传统社会士绅二元合作的基础上。城市已经完成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成为其政权根基,飘摇的农村传统社会仍在缓慢自然解体的道路上我行我素,在政制上不得不沿用县级以下士绅自治。这时的自治又与古时不一样,士绅在县级及以下权威仍重,但在传统社会中对中央政权的话语权没落了,自下而上的隐形权力通路没有了。这样,所谓二元合作,实际是一元,政权、国家出现了撕裂,正给了中共、毛机会。

在向曾国藩学习的道路上蒋介石走得更深,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实上抛弃新三民主义,国民党理论、信仰存在真空时,蒋捡起了曾国藩曾经用过的那套传统伦理。蒋介石兼任了几乎所有军校的校长,大肆重用同乡,新式军官全都成了蒋某人的门生,天子门生,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言必称校长、总裁、委座。这样一个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被贴上落后标签,生存土壤已经在解体或者被中共强力解构的理论,只能导致蒋的主义、信仰、政权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吸引力有限,由蒋所期望的全民政权蜕化为寡头政权。

毛则不然,将中共由城市拉入农村,解构农村为己所用,实际只是术的层面,是达致中共主义实现的路径、方法。以主义为核心,始终不偏离,不断修正制定达致主义的路径与方法,将主义的虚无与路径、方法的现实相结合,保持对各阶层的吸引力。

如此这般,毛蒋成败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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