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中共特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古代尧舜禹的禅让、宫廷权斗党争与西方现代选举的综合体。
1987年10月，十三大会议，（左起）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胡耀邦、邓颖超等在十三大主席台上。（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是甘愿让贤还是被迫下台？
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为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
也有人对此产生怀疑。韩非子在《说疑》一文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意思是尧是被迫让贤给舜，禹也如法炮制将舜逼下台，其中包含着的不是内心的良善而是宫廷政变。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又说“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看来历史可能姓“墨”。
或许，真实的历史就如韩非子所说的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更多的是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因为中国古人，尤其是上层权贵官宦，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忠君思想是心中永远的芥蒂。这些朝中权臣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打着禅让的旗号，以取得正统性。
有种说法称从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陈，属于华夏第一帝国。因为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之间都是由通过“禅让”完成王朝更迭。同样的原因，从北魏开始到宋被元灭，称之为华夏第二帝国。
从退居二线到共产主义接班人
中共接班人制度和上文所说的禅让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中共的机关刊物《求是》在2013年曾发文，认为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其特点为“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
其实中共从建政后就开始关注接班人的问题。其中以文革作为分界线。
在文革前，中共希望通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来进行权力过度。这种方式是由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其他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一线，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刘邓实际上是毛泽东初步选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此举如果成真，也颇有圣贤禅让之风，然而历史并未如此简单的发展。毛泽东后来担心失去权力，不甘心做太上皇，亲手将两人拉下马，先后又选择了林彪和华国锋作为其接班人直到去世。当然，后面两个接班人也在两场“宫廷政变”中下台。
文革后，邓小平开始对接班人制度系统进行建设。从1979年至1985年，在干部制度方面建立干部四化的选拔标准，建立省级以下干部的退休制度，并进行大规模新老干部交替。例如，在高层以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的第一梯队，赵紫阳和胡耀邦代表的第二梯队，并制定第三梯队的选拔与培养计划。然而第二梯队的这两位接班人同样由于不听“党”的话，在高层权斗与妥协中成为牺牲品，惨遭罢黜。
从90年代开始，中共政治精英的权力更迭逐渐朝领导人层级发展。各层级的中组部建立了青年干部局，并逐渐为省部级、地厅级和县处级等三个层级的职位储备人才。省部级的后备干部都是现任的地厅级官员，地厅级的后备人才来自现任的县处级领导，而县处级干部的后备力量则来自乡科级。年龄、忠诚度、执政能力是升迁的显规则，而师徒、家乡、工作地域、工作职位等人情关系则是“宫廷权斗党争”的潜规则。
当然，中共接班人选拔并未完全形成固定制度，只是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接班人的一些必备条件，例如最高领导人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水平和专业能力、已存在的中共领导集体的认可、起步基层、多方历练等等。另外，接班人无论是靠禅让还是宫廷斗争获得权力，都需要以现代文明——选举——作为外衣。因此才说，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中共特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古代尧舜禹的禅让、宫廷权斗党争与西方现代选举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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