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社会首要威胁？

什么是现代社会首要威胁？

德国之翼航班空难一周年纪念日之际，作家西蒙•库柏 《金融时报》撰文探讨为何人为因素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威胁。

3月24日的德国之翼航班空难提醒世人，西方人如今面临的最大恐惧是人为因素：谋杀与战争，从空难肇事者卢比茨、ISIS到特朗普(Trump)的一切因素。人类从未停止自相残杀，然而，卢比茨造成的事故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梦魇。与其说这是因为人类变得比以前更具致命性，不如说这是因为造成人类提前结束生命的其他原因——疾病与意外——已经变得不那么致命。

几乎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充斥着传染性疾病、意外和暴力。1900年代初，在曼彻斯特，他的祖父母那一辈有两人因猩红热年幼夭折。库柏的曾祖那一辈有一人（男）死于列车事故。库柏的祖父母那一辈还有一人（女）在被一根鱼刺噎住后丧命。他的祖父196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被谋杀。

如今，在发达国家，上述几种死亡方式中只有谋杀还在以一定频率出现。富裕国家几乎已经消灭了传染性疾病，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在这些国家也已十分罕见。“曾有一度，飞机因窗框上的细小裂隙而在空中解体。于是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英国科技创业者史蒂夫•科斯特(Steve Coast)在一篇评论卢比茨事件的博客中写道，“曾有一度，飞机因机门向外开而坠毁。于是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飞机曾因尿液腐蚀而坠毁，于是，我们用密封的塑料厕所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类似的改进一直在减少西方国家死于汽车事故的人数。

随着富裕国控制住疾病和意外事故，还有什么需要担忧？科斯特的回答是：“离奇事件”，换句话说就是，人为因素。这种变化的最好例证是：2014年，美国死于枪口下的人数60年来首次大约与死于车祸人数持平。

库柏认为，就连人类自身也正变得越来越不致命。欧洲的凶杀率大约处于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的数据显示，2014年，死于持械冲突的人数25年来首次超过了10万，但仍“远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

那么为什么人为因素如此困扰我们呢？库柏总结，许多此类杀戮都发生在欧洲家门口，而且可以立刻获悉。另外，需要担忧的事项就像待办事项清单上的任务：当一项任务被划掉后，我们的关注点就集中在了剩下的那些上面。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集中营被解放后，曾经被关押的囚犯不再需要担心杀戮，但他们发现了新的焦虑点。今天，对许多西方人造成压力的最直接原因是人为因素。

当先辈面对疾病或意外时，他们往往或是选择默默忍受，或是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没有多少别的选择。但是人类的暴力激起了愤怒，要求政府有所行动。人们觉得，如果医生可以治愈白血病，那么政府一定能阻止一伙人开车闯到巴黎并枪杀130人。

库柏称，人为因素可能不会在担忧事项榜单之首待太久。几十年后，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失控的机器人，但更有可能来自气候变化。

欧美代际新鸿沟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称欧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代沟。

斯蒂格利茨发现，纽约-大西洋两岸呈现出一些有趣的选举特征：年轻人的投票方式与年长者大相径庭。一个巨大的分歧已经开启，它与收入、教育或性别的关系不大，而与代际关系较大。如今，年长者和年轻人的生活都不同。他们的过去不同，他们的前景也不同。

年龄较长的中上阶级美国人和欧洲人已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工作在等着他们。他们的问题是想干什么，而不是必须得和父母亲住多久才能获得足以让他们独自生活的工作。这一代人期望获得工作安全，早早结婚，买套房子——最好再买个度假别业——最后带着相当丰厚的退休保障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比父辈过得更好。当今年长一代一路过来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期望实现了。他们从房子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可能远远高于工作。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给他们的礼物，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候买了正确的东西。

如今，年轻人的期望正好相反——不管他们位于收入分布的哪个位置。他们一辈子都面临工作岗位的不安全性。平均而言，许多大学毕业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常常必须先干一到两份无薪实习工作。而他们自认为是幸运儿，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更倒霉的同龄人，其中一些成绩比他们更好，他们无法承担工作一两年而没有收入，也没有人脉在一开始找到实习工作。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问喜欢什么工作，只想什么工作能让他们能够偿还学生贷款——常常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偿清。类似地，买房子是一个遥远的梦。这些难处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多想退休后的情况。如果试想一下这个问题，他们会被吓坏：在极低利率可能长久维持的情况下，需要那么多积累（除了聊胜于无的社会保障之外）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简言之，今天的年轻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待世界。中上阶级儿童结局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可以从父辈继承财富。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依赖性，但他们更讨厌另一条路：“全新开始”，手握一手无法让他们获得曾经被视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基本要求的烂牌。

这些不平等性无法轻易解释。这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艰难时世影响到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所有事情都做“对”的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银行家、经济持续萎靡的罪魁祸首带着巨额奖金离开，几乎没有人因为做错事而被问责，目睹这一切让他们跟家觉得社会不公平——经济游戏被操纵。欺诈层出不穷，但不知怎地，没人真正犯过这一罪行。政治精英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确实如此，但只是顶层1%的繁荣。所有其他人，包括年轻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

这三样现实——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对精英失去信任——是当下政坛的特色，确实如此。

斯蒂格利茨认为，变本加厉不是办法，这也是欧洲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失利的原因。美国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比赛谁更能蛊惑人心，纷纷抛出考虑欠周、可能适得其反的提案；而两位民主党候选人正在提出能带来真正不同的变化——如果可以在国会通过的话。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改革能得到实施，金融体系鱼肉生活已然飘摇的人们的能力将被遏制。

斯蒂格利茨称，如果不承认问题，就无法解决问题，年轻人理应为此愤怒。

美国人也在为“网瘾”忧虑

本周，《纽约时报》发文提醒儿童“网瘾”的严重性。早在2013年，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在其就“儿童、青少年与媒介”发布的政策声明中，援引了凯泽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2010年发布的一些令人震惊的研究数据：8-10岁的儿童每天花将近8个小时接触各种各样的媒介，更大一些的儿童和青少年则每天花11个多小时在这些事情上。”之前最受欢迎的“儿童保姆”是电视，它如今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但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手机正在逐渐取代其位置。

作者认为，父母们很高兴这些电子产品能帮助他们让不安分的孩子安静下来，避免他们打扰自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并似乎对孩子们花这么多时间沉浸于虚拟世界的潜在危险毫无察觉。

“我们整天把这些电子产品扔给孩子们，是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不是教他们如何自我安抚，如何让自己平静下来，”与哈佛大学有关联的临床心理学家凯瑟琳·斯泰纳-阿代尔(Catherine Steiner-Adair)说，她也是畅销书《大失联：在数字化时代如何保护童年与家庭关系》(The Big Disconnect: Protecting Childhood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the Digital Age)的作者。

西雅图儿童研究所的迪米特里·A·克里斯塔基斯(Dimitri A. Christakis)表示，观看太多虚拟暴力行为的儿童，可能会对这种暴力麻木，他们自身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也更难理解他人的感受。而虚拟暴力行为常见于很多流行的电子游戏中。

在为其毕业论文做准备的过程中，罗德岛大学学生克里斯蒂娜·E·哈奇(Kristina E. Hatch)对孩子们最喜欢的电子游戏进行了调查。一个四年级学生表示自己最喜欢《使命召唤：黑色行动》(Call of Duty: Black Ops)，因为“里面有僵尸，你可以用枪杀死他们，里面还有暴力……我喜欢血和暴力。”

发短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全国性的“流行病”。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的阿曼达·伦哈特(Amanda Lenhart)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有一半13到19岁的青少年每天会发出50条或更多的短信，而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青少年则每月平均发送3364条短信。该机构更早的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每晚上床以后平均还会发出34条短信，这会加重在他们中已经非常普遍且有害的睡眠剥夺问题。而且，就像哈奇所指出的，“随着孩子们更多通过电子媒介实现交流，而更少面对面地交流，他们开始感觉更加孤独和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