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24天。这一天夜里，解放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共8000多名官兵，根据十兵团命令，由二十八军代军长萧锋指挥，向国民党军退守的金门岛发起了攻击。不料，激战三天两昼夜，后援不继，全军覆没，连同第二梯队共9086位壮士，几近全部牺牲或被俘。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次大败仗。
当年，解放军如能顺利拿下金门岛，就可能继而一举攻占台湾。然而，这场战役的失败，致使错失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而海峡两岸隔绝至今。
近日，台湾问题研究学者萧鸿鸣同金门战役前线总指挥萧锋将军独女萧南溪和嗣孙萧江共同撰写了《金门战役纪事本末》一书，记录了金门战役的全过程、试图探讨战役的失败教训。全书正文六十万字，而此次未出版的注释还有三四十万字，前期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共用去了他们二十五年的时间。
萧南溪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她和家人以个人名义写作和出版这本书，一部分是为了弥补父亲生前的遗憾。
萧锋在世的时候，曾在夜里一两点还在写关于金门的文章，萧南溪当时不解，质问父亲这是何苦，为何不像其他人一样轻轻松松度过晚年。萧锋极少落泪，但是那天晚上他泪流满面地对女儿说，“孙云秀，已内定的82师副师长走了，他跟了我10年；251团团长刘天祥救过我两次命；还有田志春，马上要到10兵团组织部报道了。这些人比我能打仗，比我有文化，比我有能力，但是他们都走了，我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对于金门战役，萧锋生前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获得翻盘的机会，因为朝鲜战争等原因，错失了再战金门的最佳时机。
而他生前的心愿是希望能够对从金门回归的老兵给予安抚，“对于老兵政策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些考虑，不能再依照五十年代的政策了，打仗是打战士，打仗就会有牺牲，就会流血”，直到“文革”后的1983年，在参战领导朱云谦（时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曼村（时为国防大学副政委）、我父亲等军队干部的不懈努力下，中办下发74号文件，对大多数回归老兵给予平反，安抚，但是也有许多回归老兵不在原址，未能落实。
萧锋去世后，萧南溪先把父亲留下的15部半成品手稿整理成73个故事，以《萧锋征战记》一书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再后来，《回顾金门登陆战》的作者，其中一位还是金门战役的幸存者，将相关的研究材料交给萧南溪。于是萧南溪一行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走访当年参战人员数百人，并到中央军委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台湾历史研究所等二十多个单位，搜集散存的解密档案、文献史料。
“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们连民间组织也不算，只能用北京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的证明再托关系到档案馆调查。”同时，在萧南溪看来，目前能看到的关于金门战役的著书和文章许多都存在偏颇之处，他们希望将萧锋的日记、叶飞的回忆录和这些零散的材料相结合，最大程度上恢复金门战役的原貌。
萧锋本人承担了金门战役失败本不该他承担的全部责任，最后以兵团级待遇退休，40年未升一级。作为家属，萧南溪也曾经觉得有点儿不满，想找老领导为其父亲打抱不平，但是父亲对她说，“我从来不和活着的人比。和烈士相比，我自己得到的已经太多太多。”
很多人都以为《金门战役纪事本末》的第一作者，曾撰写过《康熙收复台湾》和《施琅大将军》的萧鸿鸣和萧南溪与萧江是亲属关系，但其实他是萧江的一位朋友，只是恰巧同姓。这本书的写作用去了萧鸿鸣三年的时间，他经常半夜两三点起来写作，时常激动地感到血往上涌。
而相对地，萧南溪现在对金门战役却抱着相对平和的态度，“谁都可能有失利的时候，很多将帅都有败仗的经历。”“关键是失败不可怕，怕的是轻描淡写的去总结！”
但是考虑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依然在世的二十八、二十九军后代，萧南溪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建立金门战役纪念碑。“所有的战役，不管是胜仗还是败仗，都有纪念碑，唯独金门战役没有。”
在台湾，“金门战役”被称作“古宁头大战”。《1949古宁头战纪》的作者，台湾金门书院道艺学会理事长李福井告诉澎湃新闻，之所以台湾称其为“古宁头大战”，他认为是因为这场战役的主战场和决战点是在古宁头，所以是用这样的看法来强调这场战役，而胡琏在此处作战时也非常勇猛，此其二。
李福井此次也参加了《金门战役纪事本末》的首发式，而他对金门战役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他是古宁头人，“从小就听父母讲，古宁头大战打得多么惨烈，牺牲有多么得惨烈，尸体密密麻麻地横在我们乡村里。”这是他最初受到的影响，所以他希望通过口述历史、田野调查并结合书籍史料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乡村在整个战争中的遭遇。
“在当初还不觉得金门战役有那么大的影响性，后来随着这场战役影响到两岸的关系发展，才越来越觉得它很重要。我把它看作是‘千年一战’。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大著名的战役：淝水之战、赤壁之战和古宁头大战。”
而在萧南溪和李福井看来，金门战役可以说是延宕至今，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结束。
李福井认为，“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是金门战役的延长战。但是经过“八二三”炮战以后，海峡两岸经过几十年很长的对峙、斗争，还有很多的仇杀。在时间慢慢沉淀以后，现在大家比较冷静，希望能使两岸共同追求和平。但是还有一些基本上的矛盾和冲突没有办法解决，就源于金门之战埋下的一些隐患。所以，今天看来，是暂时把一些问题搁置，但真正的问题还没解决。两岸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就是因为1949年金门之战的结果，它的影响还继续存在。”
“让大家了解战争的凄惨，希望能增加两岸同胞对和平的渴望，珍惜和平，不要战争。”两人的父辈都经历过金门战役，而这是他们现在的共同愿望。
李福井告诉萧南溪，希望将金门作为海峡两岸的一个试点，在那里建一个和平广场，让金门成为战争的终点、和平的起点。目前，金门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萧南溪的专访内容。
澎湃新闻：
您当初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部书，是受您父亲影响吗？
萧南溪：
对的，我父亲就生我了一个孩子，后来我从38军回到装甲兵工程学院以后，经常听到我父亲讲起金门战役。1981年我父亲离休以后就一直写东西，到他去世时，他写了64年日记，从未间断，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材料。他活着就想把看到的烈士的英雄事迹写出来。
他一生中心里最痛的有这样几件事：他打了1365次仗，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拍脑门得出的，而是他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和我母亲一个个战斗数出来的，目录都有。他最痛的惨烈战斗有湘江决战、徐东阻击和鲁楼阻击，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么还有就是金门战役。别的胜仗他都记忆不深了，唯独记得失利的战役和惨烈的战役。
他到最后去世的时候，都跟我说，“我闭上眼睛都是鲜血人头，我的战友一个一个都走了。”所以他不能闭眼，他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把这些写出来。我是受他的感染，因为我在38军宣传处，虽然文笔不行，但是有这样一个家传吧，所以有这样一种认知。
后来写的时候真真地体会到我父亲的痛苦。当时金门战役失利之时，我们还有一个师的兵力，但是没有船，我们的战士站在海边对天开枪，我们家属哭嚎，还有同事们的批评和上面的指责等等，我想我父亲在那种情况下能够过来真是不容易啊。
因此我从2000年退下来以后，先把我父亲整理的一千多万字的15部半成品书稿整理成了73个故事，我的文笔不行，但是我能把事讲清楚。时任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写了书名：《萧锋征战记》，共50万字，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出版之后，原来《解放军报》的两个记者，一个是金门战役幸存者，一个是资深的记者，他们出版了《回顾金门登陆战》一书，之后又将继续研究的材料都给了我，他们已相继去世了。当时要出书的话一个要有钱，我们也都是工薪阶层，都是靠退休金生活，要出版的话，需要调查，这需要一批钱；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资料，到底怎么弄？当时我也很苦恼。
2010年以后，通过我的侄子萧江，认识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康熙收复台湾》和《施琅大将军》的作者、八大山人首席研究者、也是大画家萧鸿鸣教授。他被我的这种执着所感染，没有要我一分钱。一笔写不出两个“萧”，因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有的说为什么都姓萧，实际上不是亲戚，是朋友。
邢志远出版《回顾金门登陆战》的时候，那5万块钱也是我找到28军、军党委研究后赞助的，后来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篇就是我父亲写的金门之战，写的非常好。我父亲在写这个的时候，晚上一两点钟还在写，我想劝劝他，因为当时我不理解。我说，“人家都能够打麻将，打门球，公款旅游，你何苦来呢？你自己心脏也不好，身体那么虚弱，好好歇歇别写了。”很多人不愿意写失利的战役，他还坚持写。他看到我以后，我爸爸很难得流泪啊，当时他哭了很长时间。他满腮都是泪，他写的稿子上头都是泪痕，我吓一跳，我说，“爸爸你怎么了？”他说：“我的孩子啊，我战友的那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越想越多，金门战役中的孙云秀、已内定的82师副师长走了，他跟了我10年；251团团长刘天祥救过我两次命；还有田志春，马上要到10兵团组织部报道了。”如果他们现在活着，可能职务比我爸爸还高，我父亲那时候一个战士张太恒，后来是济南军区的司令。我爸爸说，“这些人比我能打仗，比我有文化，比我有能力，但是他们都走了，我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你一定要出版啊。”
这是我当时的重要动力，我真正地读懂了我的爸爸。
我父亲在军的位置上三四十年，他从不伸手要官、要职、要钱，他把自己的唯一的，当时的最高津贴600块钱养育了30多口人，有烈士的遗孤、有金门的遗孤、还有亲朋好友的孩子，培养了十五六个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正部级以上的干部，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觉得他完成了他的使命。
所以这就是我的家庭基因和家庭教育，我把我父亲的《萧锋征战记》写完之后，我就决定继续整理《金门战役纪事本末》。
找到了萧鸿鸣以后，萧鸿鸣又用了三年的时间，那是很难的啊，每天早晨两三点起来写作，写的时候他说他血在往上涌，我都劝他。他还以为我有点什么情绪，但是我很平淡，很平和。我觉得谁都可能有失利的时候，很多将帅都有败仗的经历，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受到影响。
既然这样了，那么我父亲对这个毫无怨言，还是继续无私无畏地为党、为装甲兵事业做贡献。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圣人，我们应该把它写出来。没有资金，我先生也是军人，他建议把我们积蓄的5万块钱拿出来。
最后调查也下了一些功夫，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到档案馆去。因为我们是制度外啊，只能托点关系，用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的证明去调查，否则档案馆里头，一般地不给我们看。所以这些事情都挺困难，但我们把这些只言片语、零零散散的材料缝合起来，特别是我父亲的日记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这本书不光讲的是金门战役这三天两夜的事，而是把它延宕到了现在，有了金门才有了台海两岸。金门战役以后，两岸一开始武打，后来又文打，最后现在兄弟两个变着法地对着美国来打。现在希望我们第二代和第三代能够把两岸的大一统完成，我们现在当然希望能够和平一统，不希望有战争“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台湾有一个写了十几本书的老学者叫李福井，我前些天请他吃饭，他又送给我一本书。他说，“希望将金门作为海峡两岸的一个试点，让战争永远停止，让金门作为战争的终点和平的起点。我们在金门建一个和平广场，那么金门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他们的意思。所以我非常地激动，也很感动。
我们现在就往下继续进行，也有很多慈善家希望在金门把遗骨收拢，建一个碑。因为所有的战役，不管是胜仗还是败仗，都有纪念碑，唯独金门战役没有纪念碑。这一点我觉得心中很不公啊，我希望国台办、中台办应该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考虑我们还有这么多活着的28军、29军的后代，还有所有烈士的孩子的心情。
澎湃新闻：
您父亲是怎么看待1949年金门战役的失败的？
萧南溪：
我父亲当时写检讨，他的情绪肯定不能平息下来，因此他看待一些问题可能比较偏颇，我不能够完全同意我父亲当时的观点。他当时认为应该成立一个临时党委，因为当时把29军的85师临时归到他们28军里面，所以都是单个单个的。当时85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后来是总政副主任，他当时单独和28军来沟通，有时候开座谈会，请他们团长过来或者是师长过来。
如果以党委的名义来写意见，我父亲在他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有四次当面的陈述。当时在新区找船和船工非常困难，可能你不太了解那个情况。最后打仗之前，把新区的船工有时候都锁起来，不让他们回家，让他们抽白面，一个人给二两金子，就这样有时候他们驾着船就跳海跑了，所以船工不可靠。我父亲发了18份电报，但那时都没引起重视，因为大家、特别是上面，当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主要领导还有些独断专行，所以当时没有听下面广大指战员的意见。
我父亲打这么多仗，他对下面很关心，因为打仗就是打战士嘛。他自己在日记里就写，“我备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困难，平潭岛大小跟金门差不多，我们准备了十个团的船，十个团分成十个地方来打平潭岛，然后一天拿下。”当然对手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胡琏，而是杂牌军73军，但也俘虏了一万多人，胜利地完成平潭岛战役，因为当时准备得很充分。
金门战役就准备得很不充分。打了厦门以后，主要领导就觉得厦门都拿下来了，金门就更不在话下了，是一个小骨头。原来我们准备了6个团的船，兵团要求28、29军的三个团分批次登陆，只要有两个营爬上去就胜利在握了。“登陆就是胜利，”这个思想是饶漱石在党委扩大会上讲的，所以这个事情从上到下都有问题。
另外还有分兵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包括刘亚洲也同意我们的观点，他还为我们这本书的首发专门写了一封信。
刘亚洲写道：“《金门战役纪事本末》到手，几乎一口气读完，接触这一题材作品已不少，两岸都有，唯这部书爬梳史料最多，挖掘史实最深，叙述过程最详，给烈士们以安魂，给幸存者以说法，更给后来者以启迪，是春秋笔法写现实。读罢掩卷，我有三点意见。”他的信，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从1990年以后，军内外有不少参战人员和研究人员相继出书或文章，对金门失利原因分析中，1000个人，就有1000个版本。有的对我父亲的批评非常中恳、客观，但也有一些人，对我父亲的批评太离谱、太过分！离开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人物评论，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因此，我们在书里对几个脱离了当时实际的“批评”作了分析和说明，现在，特举几个问题：
①有人说“10兵团认为叶飞在战略上轻敌，萧锋比叶飞更轻敌，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更有甚者还说“兵团主要责任是就是不该把攻金的指挥权交给萧锋！”这种指责是不负责任的诽谤。前面已经说了,金门战役备战中，他虽然受上级的影响，也存在急躁轻敌情绪，但在具体备战和战术部署上是不可马虎的，就船和船工等问题就向10兵团4次当面陈述，8次书面报告，18封电文，这足以说明萧锋作为一线指挥员，对备战还是认真、负责的。说：“萧锋在战役和战术上均轻敌，比叶飞更轻敌”，这完全颠倒了上下级关系。叶飞是战役指挥员，重大的战役决策都出自于他。仗是萧锋在叶飞的指挥下打的，萧锋是兵团决策的执行者，离开了兵团的战役指挥，萧锋那里有自己的战役思想呢？萧锋的轻敌完全是兵团的错误情报和错误决策促成的，你这样去说，难道是萧锋指挥了叶飞吗？就是在1949年10月的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上，叶司令说：“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的最根本原因”，刘培善主任也说：“金门失利基本原因是兵团领导急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兵团首长的检讨，都是诚心诚意的，并不是故做高姿态的违心之论。正是兵团首长的真诚，而不是揽功委过，才使我们全军指战员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兵团的周围，加紧再战金门的备战。
至于“兵团主要责任是不该把攻金的指挥权交给萧锋”就更是太胡说了！兵团首长在检讨中就说：直到已经发现胡琏兵团增援金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严重的错误。同时还说：萧锋提出了不同意见，因头脑发热听不进去。其实兵团并没有用错萧锋，兵团的错误是自己头脑中的急躁轻敌思想！文革中的1968年，在京西宾馆，刘培善在他不幸去世前见到了同去开会的萧锋时说：在那种情况下，谁上去打都不会取胜！70年代中期，时任海军司令的叶飞到北京医院看病时碰见了同去看病的萧锋，我父亲向他倾述了自己的苦衷，叶虽然也自身难保，但他十分明确地说：当时上面对我逼的很紧，我也不冷静，轻敌急躁催逼的你们厉害，主要责任在我，不应该因此次战斗的失利而抓住不放，从而影响了对你的使用！
正如我在书中说的：蒋介石他们是以海、陆、空之举全国国军之力死保金门，而我们却以不到两个师来进攻金门，我们陆军在天气、海潮、情报、兵力部署、船只、海空军配合，这七个方面毫无一点胜算的情况下，在十兵团的催逼命令下，无知无畏地登上金门岛，至使战斗还没有打响，胜败就已经注定了。难怪徐焰将军在发布会上说：让我们的陆军去打海战，这是难为他们了，所以交了沉痛的学费，当然这里头有很多偶然，偶然中孕育着必然。
我们国家两千年以来都是“土龙”，都是陆地的战争观，没有海洋的战争观，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才逐渐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一直到现在海洋识别区都出来了。
②叶飞在总结金门作战失利的教训时说：“登陆作战的胜败的关键在于首先登陆攻占滩头阵地，……巩固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全部集结后，才展开向纵深发展”并说：“这是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28军第一梯队“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律，犯了兵家大忌”（叶飞回忆录607页）这个指责也有待商榷。
那么，把渡海登陆作战分成两步走，等第二梯队上来再向纵深发展，这是不是渡海作战的普遍规律，是可以讨论的，这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律。我东路244团是在滩头阵地被歼的，西路251、253团虽按原定作战命令向金门县城方向进击，但并没有置滩头阵地于不顾。251团指挥所25日大半天都坚守在登陆点海边悬崖下滩头，到傍晚才在优势敌人的压力下到古宁头半岛同253团会合，并共同坚守到27日晨。这两个团的先头部队向县城方向前进，是轻信兵团的情报，认为敌人增兵不多，他们击溃了第一线守敌就乘胜前进，完全符合兵团24日关于抓住最后一个战机的意图。当时兵团得知他们登陆成功，还高兴地报告第三野战军首长说“25日晚可解决战斗”；而战斗失利后又埋怨他们不该向纵深猛插，这是很不公平的。反过来说，如果3个团都停留在滩头不动，在岸边排成一字长蛇阵，同样也会被优势的敌人击破并失败的更快些。要讲渡海作战的规律，应当说，集中大量船只，运送大量兵力，一举取得登陆成功，并有预备船只和兵力不断增援，保证最后胜利，才是渡海作战的规律。二战期间外国军队成功的渡海登陆战，都是这样做的。10兵团的决策违背了这一规律，另外提出一项似是而非的规律，实在是本末倒置。其实在敌我兵力火力极为悬殊的形势下，我军唯一正确的战术就是大踏步的后退。讲其他任何战术都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的。
③至于有人指责“登陆部队三个团，互不联系，独立作战”什么“82师没有一个师的指挥员随第一梯队上去”之说也可以商榷。钟师长为什么没有随第一梯队上去，（是因为邢永生团长临开船前，把钟显文师长的指挥船要了过去装作战部队），这是82师的失误。但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上去一个师长靠三台报话机想收拢和指挥部队，那只是纸上谈兵，也是徒劳无补的。就是我父亲随第一梯队上去也是逃脱不了牺牲的命运！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就是说，在无线电通讯中断之前，三个团一直受28军代军长的隔海指挥。因遭受绝对优势之敌反扑和分割，三个团长才不得不各自为战。10兵团解放厦门，叶飞司令员是隔海指挥的，15兵团打海南邓华司令员也是隔海指挥的。这说明指挥员不过海也能顺利完成统一指挥的任务。至于说叶飞同志没有亲临前线指挥金门战斗也是事实。但战役决策是他制定的，敌情判断、我军出动兵力和单位、使用多少船只、决定权在他手里，这些大主意都是他拿的。按照他的决策，即使他亲临前线指挥，也不能改变金门一战失利的严重后果。
④另外，军内知名将军说：“第一梯队三个团，隶属三个不同的师，-----萧锋怎么摆下这么个古怪的阵容？”
当时兵多船少，第一梯队任务艰巨，前指的萧锋、李曼村考虑要采用精兵强将的办法，从28、29军里挑选了三个最强的主力团，这是任何一个成熟的指战员都会这样考虑。事实证明，这三个团像三把尖刀一样，在敌人炮火拦截下，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强行登陆成功，并且站住了脚，站了一天一夜，25日晚，敌人怕我军从东、西岸登陆，不敢贸然进攻，其实这场战斗输是输在二梯队上，一梯队没有输。就像一个爆破队，他的任务是炸开碉堡缺口，消灭敌人是后续部队的事，如今碉堡被炸开了，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怎么能怪爆破队呢？这三个团实实在在地去啃硬骨头，并且啃了下来。文中说“为了照顾本位，最后捞一把”，此种说服脱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是“照顾本位”，那萧锋应该都选择28军的三个团呀？而实际上是选择了28军的244团，251团和29军的尖刀团253团，因此，他这样说是太冤枉萧锋了！
⑤当时我父亲在写给粟裕的电报里讲了如果有三个条件不准备好就不能打：一是如果敌人增加一个团不能打（以李良荣的两万人为依据），二是如果船不足6个团的船不打，第三是从苏北和山东各调1500个船工，船工不到不打。这份电报在1949年10月18号以前，粟裕也回复了（后来史称‘三不打’）。但是目前这份电报没有了，也可能是被销毁了，也可能是遗失了。但找不到不等于没有这份电报，因为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很多人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说了，书中写得很详细。
金门失利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参战的将领多数已经作古，追究谁的责任，总结木船打兵舰的渡海经验，已经没有必要了。（我们这里指出叶飞的错误，只是讨论金门失利原因，叶飞是我军能征善战的高级将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对他和其他将领的分析，仅是就事论事，无损于他们的光辉灿烂的一生）
后来我发现台湾的田立仁还是很认真，写了很多材料。《金门战役》六十周年纪念时，他最后很冷静地分析：“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让共产党赶到海上了，国民党打了那么多败仗，而最后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战役胜利了，然后还大吹大擂，那是因为我们太需要胜仗了。”就连胡琏自己都说：“你们吹什么？你们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痛定思痛，也搞土改，这是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要总结经验教训，就像刘亚洲将军说的：“在我们国家，胜利的战役有一百个父亲，但失利的战役是一个孤儿。”我们对胜利的战役总是浓墨重彩，对失利的战役则说的不多
。
而美国却扭住这些败仗不放，专门拨钱、拨人、建研究所来研究他们的败仗。“失败是成功之母，”毛主席早就说了。金门战役失利后，我军又有几个海岛作战，像登步岛、南日岛和大小旦岛都连续打了几个败仗，这就是没有好好总结金门战役的教训的结果。
澎湃新闻：
对于金门战役，您父亲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萧南溪
：当时他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我就是要再接再励，再战金门。”我父亲当时咬着牙，一心想着再战金门。结果当时他见到陈毅，陈毅很关心我父亲，他说：“我早说过，凡为歼灭敌人认真作战，即使部队受到损失，也不要追究指挥员的个人责任。”当时毛主席也很重视，说我们没有海空军，就把我父亲调到空军，做了空军的副司令，实际上还是属于平调吧。后来因我父亲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不能上天开飞机，就到了装甲兵当副司令，所以当时没有什么机会再战。有了上述几次登岛失利以后，又没有海空优势，粟裕司令就比较谨慎，以至于错过了打金门和台湾的最佳时机。后来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等到1953、1954年再打，金门的情况就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允许有俘虏，包括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战士身上背着光荣弹，如果要到被俘的时候就自杀，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当时干部、战士都认为当俘虏可耻，抬不起头的。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1950、1951年我们国家刚刚建立，政局并不是很稳，再加上朝鲜战争，所以对这些事情处理地严格。等到“文革”以后，1982到84年，情况稍微好转了。
因此我父亲和老领导不断地向上面反映，最后有了74号文件，对这些回归到大陆的近千名老兵给予了甄别和平反。只要互相介绍找到我父亲的，我父亲都给写了证明。大概找他的有30多个人，最后都给了18级、15级、14级的待遇。但是战士们确实没有什么待遇，有的因为条件有限，错过了结婚的时间，最后孑然一身，现在有的也是家徒四壁，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是很多。当时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没脸在当地结婚，就跑了。像244团团长的警卫员崔新博就跑到吉林的大兴安岭当了林业工人，后来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大脑已经有点萎缩，说“60年了，你们怎么才来呀？”
所以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的最后嘱托，就是希望民政部还有武装部要对这些回归的老兵给予公正的待遇，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安抚。最近碰到几个回归老兵，生活条件还好，但也有遇到动不动就说他们是叛徒的情况，上面的政策很好，但下头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偏颇。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正像刘亚洲在给我的信中说的意思：这足以让我们反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如此对待自己曾经的同志与战友？必须彻底改变，才能走出“冤错—平反”的怪圈，国家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现代性成长！
陈昊苏大哥在给我的公开信里也说：“陈毅元帅曾经说过，做胜利时的英雄并不难，难的在于做失败时的英雄。我们要注意，这失败时的英雄，有一种更为艰难，以至于不被自己人认为是英雄，经过多少年的磨难，最后才被承认是英雄，甚至还有些人永远得不到承认。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种办法，使这样的英雄能够得到承认，起码不要被误解。”
山东沂南的企业家、慈善家董方军最近带着山东的二三十个志愿者，分成4个小组，找到一些回归的老兵，给他们一些安抚，这是作为民间组织的安抚。但是从金门战役50周年一直到现在，这十几年我向上面反映的这些情况都石沉大海了，很多人，包括28、29军的后代，反映过很多次，都没有得到回应。去年9月30号的烈士日是个很好的契机，现在我知道民政部正在了解这些人，他们手里掌握了二三百个人的名字，其他人他们都不知道，现在通过总政把这些人的名字搞清楚，看看还有没有后代，政府开始重视了，我们很期盼。总得允许人家有一个认识和了解的过程，另外过去我们在经济上不富裕，有很多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有钱了，能够用于民众各个方面的福利，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希望能够夺回金门，他最后写了一首诗，说我们和台湾都是同胞兄弟，不要再打了，还是要统一祖国、共同对外，这是他后来最大的心愿。
没有统一很遗憾，在他手里没有翻盘。他打了那么多仗，可能有失利的，有比较胜利的，但他都有翻盘的机会。像惨烈的湘江决战，我们8万6千人的中央纵队，过了湘江后就只有3万多人了，那是很惨的。西路军也很惨，但是我们还保留了一些种子。那么这个金门战役就没有给他翻盘的机会了，成为我父亲终生的遗憾。第二个就是他希望这些回归的老兵能够有公正的待遇。我父亲这两个未尽事宜，现在我们都在做，不是我就是其他的人。我也70岁了，腿也不太好使，所以我能把这个事情完成到现在这样，我觉得我爸爸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最后，我想把陈毅长子，看了我们的书后，给我写的诗附后，很能说明该书出版的意义：
金门记事展悲歌，
胜算未周死难多。
岛战无情人尽瘁，
英雄有恨泪滂沱。
江山一统攻同守，
大国终兴战易和。
世纪新潮来转折，
陈昊苏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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