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21日开始，中国深圳市开始了“禁摩限电”的专项整治，对超标电动车进行集中查处。由于快递公司大多以电动车投递包裹，这严重损害了快递业务的正常开展。
已有近800辆快递三轮车被扣押，50名快递员被拘。当地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表明，此次被扣的快递电动车至少超过1200辆。一快递公司声称，该公司超过千名员工提出辞职，深圳南山、吉龙、坪山等多处网点出现大比例配送延迟。
中国部分地区“禁摩限电”暴露地方官员现代化治理弱势思维
以上官僚主义运动式治理所造成的伤民效应，在大陆政府治理中并非偶然。今年2月份部分官媒的批任风潮，以及3月份阆中公审农民工的事件中，便是此中典型。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手法不仅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且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类似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就在于大陆部分政府职能机关，缺乏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法治意识和服务型政府理念。
一方面，深圳市相关职能部门在处理超标电动车问题时，明显缺乏法治意识，采取了简单粗运动式治理。据《新京报》记者在一份深圳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出具的《关于调整交通综合整治奖励项目及标准的通知》文件中发现，为激发执法者的积极性，办事处提升了整治奖励，每查处一辆改装的非法营运三轮车奖励高达600元，拘留一人可奖励500元。
这种以罚促整的执法方式和新的惩处标准，缺少法律文件的严格支撑，沿袭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运动式治理思路。由于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障，不但使得政府职能部门在治理过程中缺乏权威性，也使得普通民众无所适从。而这也是中共职能治理过程中，“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原因所在。
针对部分政府机关缺乏法治思维的缺陷，习近平在2014年9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而这也确实是中共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在处理超标电动车问题的过程中，深圳市相关职能部门缺少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民众沟通的能力薄弱，即决策时只求单方面的治理效果，不顾忌普通民众的感受。上文指出，“禁摩限电”开始后，仅一家快递公司，就有上千名快递员被迫离职，深圳市多处网点遭遇配送延迟，民众不堪其烦。
此类“政府施政，民众受累”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决策过程中，缺乏与民众的沟通和互动，而这也成为中共政府治理中的软肋之一。
早在2014年10月8日，在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对中共职能部门的期许：“坚持真开门、开大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诚恳请群众评判。”这表明，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政府机关与民众沟通的必要性。
事实上，中共的政府职能部门，无论是为了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还是为了满足习近平对政府部门的要求，都必须增强自身的法治意识，构建自身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不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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