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以改革开局的政治领导人，除了邓小平，就是习近平了。十八大晋升中共总书记后，习近平首次外出视察走的是当年邓小平的南巡之路，并到深圳莲花山祭拜小平。学习完十八大报告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第一课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习近平出席2016年“两会” （图源：新华社）
但是，改革自古有风险，习近平的改革自然也难逃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和邓小平当年推进经济改革的历史环境相比，习近平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遭遇的现实利益格局更加复杂与强硬。
更加复杂的改革风险
邓小平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时。当时刚刚结束的十年文革不仅摧毁了中共的政治秩序，也彻底打破了社会利益格局，加上几乎崩溃的国民经济，时局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所以，当时的中共官场甚至整个社会虽然仍在“左”的思想笼罩之下，但是这样的局面，一促使了部分开明官员的穷则思变。并最终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启动了改革开放，挽救中国经济于水火之中。
但是对于现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而言，已经与邓当年推进改革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局面完全不同：在两届前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就了空前复杂的利益格局，官商勾结更是造成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沟通方式的发展则让民众更容易了解到这种不公并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以致十八大前，“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成为形容中国与中共局面的流行语。
习近平要改革，要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公平分配，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力量的反对，而这种力量，已经覆盖了商人到官员，从民间到官场，严重威胁到习近平推进自己治国理政的平稳推进。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大师曼瑟尔·奥尔森曾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高速经济增长往往是引发革命和不稳定的主要力量。”而十八大后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全党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正是对这种局面强烈不安的流露，也是中共第五代对当前改革局势忧虑所在。
习近平祭出压舱石
所以，相比邓小平，习近平上台后所采取的改革步骤要谨慎许多。尽管外界看到习近平也曾尝试寻求政经军改革的全面开花，以求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具体到每个领域，都有不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谋划。从宏观层面看，习近平在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行动，至少没有被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强势所捆绑。
当下中共放弃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以“小组治国”推行改革，并且再塑造全党的“领导核心”，都不能说毫无因由，堪称改革风险的压舱石。比如习近平在处理周永康和薄熙来的政治图谋时，没有表现出犹豫不决。而在如何保证中共的政治底色不变的前提下，又是通过多轮改革和人事更迭将潜藏的保守主义危机消除。从地方党政到中央机关，再到以已退休的上将章沁生的建议打乱根深蒂固的军队派系。
尽管目前中国的全面改革中出现经济下滑等削弱习近平政治号召力的危机，但是人们需要警惕是，这不会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即危机越重中央越解除危机的权力越弱化，这不仅不符合中共的历史传统，而且也不符合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方式。如何某些阻挠改革的藩篱必须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方可以推倒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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