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捷克总统泽曼陪同下在布拉格参观斯特拉霍夫图书馆。习近平表示，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艺术和文化珍品，实属难得。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是捷克人民拥有的一笔宝贵财富。
谈及捷克文化，必须提到捷克文学，因为这里诞生了卡夫卡、哈谢克、塞弗尔特、昆德拉等世界级文学巨匠。4月1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研究学者高兴，就捷克文学的历史发展、特色与繁荣成因展开漫谈。
1938年，德、意、英、法四国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命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又进入了被占领时期。“但即便在被占领时期，捷克亦有出色的作家和作品。”高兴举例为中国读者熟悉的红色经典《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尤利乌斯· 伏契克（1903-1943），还有恰佩克、万楚拉，“他们都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了，但他们的作品还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捷克文学的存在。”
1968年8月，捷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告终。“这时捷克文学重新跌落低谷。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候，捷克作家还是用他们的方式让作品发出声音。”
“所以我认为捷克作家最让人钦佩的是他们的道义感和责任感。每次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关键时刻，我们都能看到捷克作家的身影。这是许多捷克作家，也是许多东欧作家感人的一面。”高兴说，比如伊凡·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对捷克的20世纪历史进行梳理和反思，“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道义感和责任感。”
但三种文化的共性在于，文学成为他们抗衡黑暗的武器。即便最困难的时候，捷克作家也没有停止写作。高兴认为，某种程度上，捷克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
比如家喻户晓的《好兵帅克》及其作者哈谢克。“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
“一个小国面临着许多强权，在军事上难以和大国抗衡。在一次次被侵占、吞并中，国家主权随时可能被剥夺。而文学在这时候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武器。比如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后，很多捷克作家就以地下方式进行创作。”
不仅捷克如此，高兴还拿波兰举例，这个在历史上也曾一次次被侵占吞并的国家。“在波兰主权都还没恢复的时候，恰恰是获得诺奖的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让人们想到波兰的存在。”他感慨，对捷克、波兰、匈牙利这些小国来说，有时恰恰是文学表明了它们的存在。
“因为他的主要代表作都是以捷克为背景，他人生的主要经历也是在捷克度过的。”在高兴看来，昆德拉与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上个世纪末对中国作家与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位外国作家。
“昆德拉的书在中国一直属于长销状态。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被翻译到中国来了，甚至有一些他自己都不大承认的作品。当时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盗版， 社会上一直有一股‘昆德拉热’。” 高兴说，昆德拉确实是世界文坛不可忽略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经上升到对人类境况进行哲理沉思的高度。”
“捷克读者认为赫拉巴尔是最具有捷克味道的作家，他生前喜欢去酒吧，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尤其是来自底层社会的朋友。而昆德拉在一些捷克人眼里，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在法国对捷克现实指手画脚’的作家。 ”
高兴说，和中国人习惯在安静地方写作不同的是，捷克很多作家喜欢在酒吧写作。赫拉巴尔说起自己写作的秘诀，是“生活，生活，生活”。也因此，赫拉巴尔受到了捷克人的欢迎。
高兴说，捷克作家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现在很多捷克作家会反复强调捷克属于中欧，而非东欧。因为东欧更多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概念。“比如昆德拉，如果你说他是东欧作家，他是会生气的，东欧这个概念容易遮蔽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光芒。”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曾为昆德拉写过一首诗《在走和留之间》。“在捷克、在东欧，有作家出走，也有作家停留。出走的不少。但这些出走的作家往往借助大国的平台介绍自己祖国文学。”
高兴还举例在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他曾定居美国，办签证时还差点被美国拒签。结果获得诺奖后，美国人开玩笑说，当初差点因为签证官的错误耽误了一个未来的诺奖得主。”但有了国际声誉后，米沃什又不遗余力介绍波兰文学，推荐波兰作家，甚至亲自编选和翻译了大量波兰诗歌和作品。
“东欧文学可以分为海外文学和本土文学，这两部分都很重要。应该说捷克既有赫拉巴尔、克里玛这样的本土文学作家，亦有昆德拉、史克沃莱茨基这样的海外文学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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