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在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林彪坠机现场，烧黑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周围一片草原，远处有蒙古的哨兵在游动着，令人顿生凄凉悲惨之感（图源：《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机组成员家属受到牵连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仓皇出逃，两个小时之后坠毁在蒙古国的大草原上，机上九人无一生还。林彪及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背叛祖国，死有余辜。可是，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四位机组人员如何定性呢？ 我作为林彪专机三叉戟256号机组的9名成员之一，从林彪事件爆发开始，就一直对机组人员的命运感到十分困扰。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57号文件宣判了林彪背叛祖国的下场，世人开始为之一惊，接着便是在一片大批判声中开始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机组几人作为“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受牵连者，在专机师这个重灾区里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在此期间，其家属凡是在正常工作岗位上者，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九一三”事件后10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给机组中死去的4名人员定性，由谁给他们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尽管事发之后，在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浪潮中，潘景寅等死去的机组人员也被当做“叛徒”进行批判，就连我们活着的5个机组人员也一时被当做反面人物裹胁在汹涌澎湃的运动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依据死亡的性质才能妥善处理的时候，就没有人敢出来“一锤定音”了。“文革”时的极“左”思潮在“四人帮”的推动下继续蔓延。大批判毕竟是群众的声音、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某一级党的组织。可是，当时哪一级党的组织能为死者定性呢？
特定历史环境，重大政治事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九一三”事件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九一三”事件是以林彪及其妻子、儿子和少数死党发起的乘坐专机的叛逃行为，其本身就是发生在共和国大人物身上而且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会地位，林彪之大与飞机驾驶员之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们又在同一架飞机上，同时在异国的土地上坠毁，罪证确凿。在中央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机组的问题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央一级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没有提到飞机驾驶员的问题，“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必然成为一个悬案，长时间被搁置下来。
其二，林彪乘机外逃的结果为机毁人亡，机上所有人员没有一个生还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说从飞机的语音黑匣子中获取有关的材料来证明林彪与机组之间在空中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情况。再说，对于飞机的黑匣子（包括事故记录器及语音记录器），在飞机坠毁之后的很短时间内，蒙古国与苏联的军事专家已经到坠机现场去搜寻过，毫无疑问，飞机黑匣子当然是属于被搜寻的重点对象。
其三，是林彪利用自己的职权，调用专机突然外逃。而机组人员是为了履行本岗位的职责，去执行专机任务的，事前并不知道林彪的叛逃阴谋。事发后，机组5人曾写过大量的旁证材料，证明机组的死者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属工作关系。从他们生前的言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证明与林彪的叛逃阴谋有联系。按说，根据这些就可以为机组的死难者定性了，只是机组5人也处在被审查、被处理的状态，人微言轻，我们的证言在这一重大事件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也没有哪一级领导敢用我们的话为死者争取一个说法。
其四，“九一三”事件是以飞机的活动为主要特征的。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从第一转弯开始就出现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现象，这一切都说明机组在起飞后，才得知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同林立果等人的斗争便反映在操纵动作上的被动、迟缓与无奈。按说，这些也可以成为无辜死难者的佐证。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没有人从通过分析飞机叛逃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入手为林彪殉葬的死难者说话了，也只有与死者同舟共济的我们，才一直关注着自己战友的定性问题。
特定的历史环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环境及机毁人亡的结局，决定了机组死难者定性的难度，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的有关讲话，机组死者的定性问题，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也许永远没有这么一天。
邓小平为死难人员定性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报道了新华社的一则电文：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于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
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在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当我见到这篇至关重要的报道时，已经被勒令离京只身在外地生活了整整4年。邓小平在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就是3685号直升机。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有关“九一三”事件中死难机组人员的讲话，多少年来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吗？邓小平讲话的英明在于直接指出林彪专机飞行员“是个好人”，真是字字千钧，落地有声。“是个好人”就不是坏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来，除了我们机组的5人在交代材料与旁证中说到机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战友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属工作关系，纯属执行专机任务的行为之外，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邓小平那样指出机组死难者的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文字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字样。因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招惹是非。专机师派人到死者家里处理一些具体事情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精神，具体办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资问题、住房问题、抚恤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依据。事件过后，在具体问题上，在讲话方式上，谁也没有把死者当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没有把死者当做正常死亡，更没有当做因公牺牲对待，他们的家属与子女在上学、就业等问题上一直是受到影响的。
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手捧党报，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之路。
开始，她同二女儿一起蹬着自行车到西郊机场和空军接待站，但得到的回答是维持原来状态不变。除了上国务院信访办之外，这种问题一般的主管部门是不敢问津的。她们把中南海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转遍了，最后在西门受到好心人的指点，才找到位于北京南站附近的中央组织部接待站。
当听完申诉的内容后，信访员觉得奇怪，说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落实了吗？信访办的人说的“已经落实”是指的什么呢？也许他们认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凭经验也早该落实了。可是，身为当事者的家属怎么能一点儿不知道？等下次再找上门的时候，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应该到原单位寻找解决办法。孙祥凝及女儿几经上访，才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最后受到一位30多岁的男性信访员的接见，当他看完《人民日报》的复印件后，让他们回去写份文字材料，因为申诉是要通过一定程序的。在那段时间内，还有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接见了他们。
材料上交后，还是这位热心的男性信访员接待她们。就这样前后跑了十几次，男性信访员说别来了，已经把问题向领导反映过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再找你们。
孙祥凝与全家，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年初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4名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死亡10年之后，在邓小平直接指示之下，终于有了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证明书”的背面写着潘景寅所在的部别、个人简历、出生年月及专机师和区民政局签发的抚恤金意见等。从以上“证明书”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另外3名死难者的“证明书”与潘景寅是一样的；其二，“证明书”中随“飞机坠毁死亡”一句是对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机组4人的死亡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相比之下，这样的结果，总算可以告慰埋葬在异国他乡荒原上达10年之久的4位亡灵了。
也许还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已经远在外地多年的机组5人及相当一部分受“九一三”事件牵连人员的审查结论被撤销，档案中已见不到“九一三”事件的痕迹，就像是当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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