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探求、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证明自己的实践。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不是公社参与者的主流思想蒲鲁东派[1]或主要领导人物新雅各宾派[2]、布朗基派[3]，[4]而是没有参与公社的马克思-恩格斯[5]（以及后来的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6]。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理论核心。
例如，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1967年1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政府各级机关权力后，组成的新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100万人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但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中国各地的新政权机构一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上海的政权也于1967年2月23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新政权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了[7]。相对于不知道巴黎公社精神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西方“新左派”知识分子(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却从上海人民公社的闹剧和打着“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传统万岁！”旗号的北京游行（1968年，70万人）激发了对主观愿望中的巴黎公社的怀旧感念[8]。
虽然巴黎公社是“十九世纪最激烈争辩的题材之一，・・・对它的文献的研究却不充分”[9]。这种状况现在有所改善（如Jacques Rougerie的开创性工作），但是，西方历史学界的主流立场介于凡尔赛的反动政治和公社的社会主义特色之间的共和色彩[10]，例如，“对于公社的学术研究一直处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冷战的阴影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过去的中心问题，如公社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看起来很滑稽了”[11]。自从同时代的参与-支持者以来，没有以除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观点对公社的进一步研究。今天，在苏联解体和中国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更应该、也可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等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还原公社的本来精神[12]。
在1871年4-5月写于伦敦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欢呼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月12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13]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主观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作为政治宣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与事实不符[14]，因此有必要先简单回顾公社的成立过程。[15]
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1870年7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中的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帝制、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巴黎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激昂，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马隆写到：“我在此刻感到我非常莪爱我的祖国”[16]。新的临时“国防政府”为了显示正统性[17]，表示继续抗战的意图，在富裕区组织了60个营的国民卫队，但根本上没有战斗意志，基本上接受俾斯麦要求的停战（投降）条件。政府中握有军权的内政部长甘必大[18]还没有放弃抵抗的企图，没有得到正式和约的普鲁士军队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包围了巴黎。巴黎是什么？正如曾经担任过警察局长的巴黎设计者Georges Haussmann所述：“所有的东西都到达巴黎：主要公路、铁路、电报；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巴黎：立法、命令、决定和政府派遣官员。・・・巴黎的本质就是集中制。”“法律和命令是这个城市之王普遍安全・・・和公共和平的首要条件”[19]。
这个集中制的首要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各党派、特别是俱乐部活跃起来。例如，一张传单上这样宣告：“第三条：第13区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目的是研究所有劳动自由和劳工解放等政治和社会问题、追求以革命方式的解决途径、用它的影响动员劳工起义反对君主制复辟的企图和政府想阻碍民主和社会共和的进步的各种行为”[20]。巴黎的相对独立的二十个区arrondissement里的警卫委员会[21]也积极行动起来调节联合，由每区选举4人组成了委员会[22]，9月5日选出了以Varlin瓦尔兰为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23]，9月17日公布了关于国防和警备委员会的纲领，第一个主张就是取消“在历届帝制政府时期都是奴役公民而不是保护公民”的由政府内务部任命的警察局。实际上，目击者都指出：在围城和公社期间，犯罪率显著下降。第10区区长杜巴依说：“在围城时期实际上并不需要警察，因为既没有任何大盗窃案，也没有任何杀人越货的情形”[24]；公社期间确实没有发生一件谋杀案[25]。临时中央委员会也要求选举政府官员（包括军官）、废除一切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法律。在公告上签名的46人中，有11人后来成为公社议员：瓦扬、马隆、龙格、兰维埃、瓦莱斯、克吕泽烈[26]、德姆、饶纳尔、勒弗朗赛、乌迭、潘迪，和没有被选为议员但在公社中活跃的盖亚尔、米利叶等[27]。这一期间，远在伦敦的马克思1870年9月9日发布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中说教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28]。法国工人幸好没听到来自伦敦的指令，贫民区的民众踊跃加入国民卫队，9月底已经扩张为36万人254个营[29]。这同时改变了国民卫队的成分和性质。与此相对，只考虑尽快签署和约的临时政府完全不接受、不理会代表了所有巴黎基层行政组织（包括富裕居民区）的二十区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这些主张。
10月31日，由共和派中央委员会、国际（法国支部）、工人议会联盟等发起、短暂占领了政府大楼Ville旅馆和几个区公所，但这些零星的抗议第二天被政府的威胁加许诺驱散了[30]。无论如何，这展示了巴黎不肯投降的决心[31]。11月3日，政府被迫组织了有限的波拿巴式选举，不能选巴黎市一级的官员、只能选20个区的区长mayor，结果政府获得大胜[32]。这些区长负责民政、选举等，在后来的公社期间作用重要而复杂。同时，国际的成员也积极参选国民卫队的指挥官，如后来成为公社议员的Avrial的竞选宣言是：“我与那些勇敢地站起来要求今天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同道。・・・我期望一个社会契约使每一个劳工的能得到他的劳动成果，使人们都能享有更高的教育，・・・废除宗教的规矩提升孩子们的精神”。他被选上了，但政府拒绝任命他[33]。
1871年1月28日，围城四个月后，临时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其中包括“除了12,000人外，所有的巴黎的军队解除武装；国民卫队保持武装维持城里的秩序”，后者显示国防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能力“捅大黄蜂的马蜂窝”[34]。怪不得巴黎公社被镇压后，逃到伦敦的拿破仑三世写信指责负责谈判、签署投降和约的国防政府外交部长Jules Favre茹尔∙法夫尔:“在凡尔赛，征服者提议解散国民卫队或者军队。你选择了后者，因为你害怕军队里的波拿巴主义倾向，同时你丝毫没有注意骚乱的人群中的无秩序因素，・・・.导致了公社的爆发” [35]。德国人要求在停战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许多巴黎市民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由各区市民组成“国民自卫队”比来自外省的政府军队更急迫保卫巴黎。他们对外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对内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对应为了签订投降和约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本来互不隶属的各区国民卫队在2月期间在瓦尔兰等国际成员的活动下紧密联系起来，反对解除自己的武装，成立了没有得到政府批准、也不受政府控制的中央委员会。
1871年2月8日，面临战争压力的法国举行全国（男性）普选，选举国民议会（630人[36]）以便批准俾斯麦签订投降和约（除了赔款外还要割让领土）[37]。选民中538万人是无地农民、355万人有土地、310万人从事工业（其中139万有自己的作坊/店铺）。选举结果有几种解释：由共和派（约两百名当选）和放弃任何抵抗的奥尔良保皇派（约两百名当选）控制了国民议会[38]；也可以把两百名共和派算作保皇派[39]；或者认为230人来自贵族、250人是地主、100人是旧军官、只有80人是共和派、40是是社会主义者[40]。在巴黎，得票最多的是已经60岁的路易∙勃朗[41]（左插图，21万6千票）、已经69岁的人道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21万4千票）[42]、甘必大（20万2千票）[43]、加里波的[44]（20万票），没有加入国防政府的梯也尔以第20名也当选，法夫尔是国防政府唯一（刚够票数）当选的议员[45]，可见巴黎市民对国防政府的厌恨。新雅各宾派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46]（右插图，15万4千票）、皮阿（14万5千票）[47]、加姆邦Gambon（13万6千票），国际的会员马隆[48]（11万7千票）、托伦（8万9千票）[49]也当选，他们多站在公社一边，或者辞职或者被国民议会开除。布朗基本人（5万2千票）以及后来的公社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布朗基派特里东（6万5千票）、弗路朗斯（4万3千票），活跃的国际会员瓦尔兰（5万8千票）、泰斯（4万9千票）没有当选。值得一提的当选者还有管辖蒙马特尔高地炮台的第18区区长Clemenceau克列孟梭[50]和第二区的区长Tirard[51]也当选。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没有完全埋葬恢复帝制的可能[52]，也没法摆脱除巴黎、里昂等大城市以外的法国农村的保守政治生态，它的第一个决议就是拒绝正式承认事实上的共和制度[53]。在Bordeaux召开的国民议会以546赞成、107反对、23弃权普鲁士的赔款割地和约[54]。国民议会组成新的国防政府，任命反对与普鲁士开战、提倡早日与普军签订和约的梯也尔成为政府首脑。国民议会还颁布法律命令所有债务必须在48小时内付清，让已经被围城四个月的普通巴黎市民无法承受；同时，为了解散政府无法控制的国民卫队，釜底抽薪，终止其成员的每日1.50法郎的薪水[55]；国民议会虽然拒绝了王党派搬到奥尔良的企图，但因为害怕巴黎民众，以427赞同：154反对而决定搬到凡尔赛。“从战略地位来看，凡尔赛只要用少量的后备军，就可以轻易地抵挡住任何进攻，凡尔赛的居民秉性善良，是我们无后顾之忧。这样就可以把巴黎握在手里，而不受它的牵制”[56]。这种实际上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的作法，激起了巴黎所有阶层“可怕的愤怒”，“每个人都感到这是一种屈辱和威胁” [57]。路易勃朗敏锐地预感到这会促使巴黎“建立自己的政府”、“从残忍的外国战争废墟中・・・产生更可怕的内战”[58]。
“在以政权斗争为中心展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更深刻的经济矛盾”，“共和国、宪法，/多么动听的名字！/可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看啊，饥肠辘辘的穷苦人，/依然衣不蔽身，/依然劳累困顿。/再来一次革命啊！/这次应当更向前一步，/应当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59]。共和以来却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事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大大激化了巴黎的社会矛盾。市民们，特别是下层市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在国民议会普选后明确要求巴黎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市长[60]，享有与其它法国城镇同样的权利[61]。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巴黎激进平民的担忧而拒绝，只容许市民限制性地选出区长和三名副区长[62]。同时，大量涌入巴黎的穷人在东部区的各种报刊、俱乐部的影响下开始把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法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产生了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的愿望。而最能代表这种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普遍诉求的就是蒲鲁东（插图）。
作为法国最普及的社会主义思想，蒲鲁东提倡自己原创的安那祺主义[63]，其核心互助论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衡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每一种力量都能够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相互保险、互提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法则”[64]。通过劳务交换、生产协作、无利息银行贷款等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强制和压迫的、保障劳工自由权利的新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国家这样的集权组织。没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按照联邦形式由独立自治的单位―公社组成：“公社具有自治权、行政管理权、征税权以及支配其财产和税款的权利。它有权为青年创办学校、委派教师、设立警察、宪兵和国民自卫军、委任法官、组织集会、拥有报纸、私人社团、企业、银行等等” 。“市政管理的自由按其实质来说是同国家的统一互不相容的”[65]。“统一的标志不是法律，而只是各个不同的自治集团相互间所做的诺言” [66]。
【新掌权的、以资本为后台的统治阶层马上就出卖了曾经帮助资产阶层取得政权的平民阶层；・・・很显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革命，总要维持的人支配人的组织社会必然会堕落腐化下去，这种新的革命，马上就集中到所有权的制度上。相对于个人或家庭独自占有的所有权（在商法中多体现在Sole Proprietorship或Self Employed个体经营业主或家庭经营）而言，蒲鲁东所指的第二类所有权包括今天的跨国公司那样的大规模私有形式，它们必然带来各种盗窃：诈骗性的破产、公•私文件伪造、彩票、高利贷、地租、利润、敲诈勒索等等，都是专制社会的基础，是苦难和罪恶的主要原因。所有权的弊端广为人知、广为人恨 ，蒲鲁东骄傲地宣判：“所有权就是盗窃。”/所有权按照既有的法律制度定义，是指完整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利；占有则是一种事实状态，即与所有权归属分离而行使的、在一定条件（期间、使用规定等）下相对、暂时的权利，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那么，我们所占有的财物的所有权在谁那里呢？在社会整体：“人从社会的手中得到他的用益权，只有社会可以永久地占有：个人会死亡，社会是永久不灭的。”需要留意的是，这个社会，决不是指国家（政府），因为现存国家本身正是所有权制度的产物。安那祺主义的理想正是要建立没有所有权、不同于共产集权的社会。】[67]。蒲鲁东的大著多产含糊、许多自相矛盾之处[68]，怎么会对文化不高的劳工阶层有这样大的魔力呢？蒲鲁东解释道：“大众不读我的书，但是，他们不读我的书也理解我”[69]。这是真的，因为蒲鲁东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年轻的蒲鲁东主义者韦尔莫列尔（插图）[70]在《社会主义政党》（1870年3月10日）中论述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革命道路、国家体制等问题：“劳动是世界的主人。它是社会的创造者，因而应当成为调节社会的最高标准。・・・・・・重要的是，自由和平等正是要通过劳动组织来实现，因为劳动组织是社会本身的基础。・・・・・・必须使每个人都劳动。到那时，每个人都将为自己工作，而劳动产品的互相交换则将使社会平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一样；没有奴隶职业，也没有自由职业；正是在劳动中，人们应当平等；石匠工作一小时的价值和建筑师劳动一小时的价值一样；手工业者劳动一小时的价值和医生或律师劳动后一小时的价值一样”。“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中央集权制和帝国的三大势力---审判官制度、教会和常备军“是当前专制政权的三根支柱”。“常备军始终是实行专制的工具，常备军的存在是和真正的自由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官僚们（例如目前的审判官们）非但不同委派他们的中央政权共同负起责任，反而结成毫不负责的保守集团，无例外地支持任何政府；他们是一切政治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公社将成为社会生活的学校”，由公社根据协议建成联邦[71]。这些道理对于巴黎的民众简明扼要，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和后来者的误导。
正如马克思派也承认的那样，“在法国工人阶级中曾有过某些影响的第三个派别是巴枯宁主义。・・・在南方，追随巴枯宁的有几个国际会员，如阿∙理沙尔、奥布里。巴枯宁亲身参加了里昂的革命运动（1870年9月）”[72]。由巴枯宁等23名“革命的公社联合”发布的告示宣告到：“一、废除已经失灵的国家行政和政府机器；二、休止所有的犯罪和民事法庭，代之以人民正义/法务；三、休止付税和贷款，・・・；第五、废除所有市政机关”[73]。
巴黎的装订工人协会和1869年成立的具有工联主义性格的巴黎劳工联合会[74]的领导者路易-欧仁∙瓦尔兰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65年伦敦会议、1866年日内瓦会议和1869年巴塞尔会议的代表，“像巴黎支部大多数成员一样，瓦尔兰是蒲鲁东主义者，并带有某种巴枯宁主义的倾向。”从伦敦回国后，瓦尔兰更加积极投入组建国际的工作。正如在他的传记（多曼热著）中所说的：“这一时期，国际巴黎支部的四分之三的会员都是瓦尔兰一个个介绍参加的” [75]。自然地，国际的成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认同“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76]。瓦尔兰被选为国民卫队第193营指挥官[77]，3月19日代表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向20区区长们[78]提出“选举市议会”等一系列后来由公社逐一实施的要求[79]，3月26日从三个区被选为议员[80]，最后在战斗中被捕、被暴徒化的市民用石头砸烂后英勇就义（插图油画描写他被处死）。除了公社的成员Lissagary，美国的历史学家也由衷称赞瓦尔兰（和在最后时期牺牲的议员德勒克吕兹、韦尔莫列尔、Rigault）代表了公社的荣誉、真诚、谦虚和高尚[81]。后来，为了纪念他，巴黎和里昂的一些学校和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国际和公社而生，为国际和公社而死，瓦尔兰不愧是19世纪法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和典范。
出生于匈牙利、来自国际德国支部的Leo Frankel弗兰克尔也作为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里昂参加国际的活动。因为国际第三次受审（1870年6月），在法庭上为国际辩护，受到法国民众尊重[82]，后来被选为公社议员（唯一的外国出身者），担任劳动和交换、财政、执行委员会委员。弗兰克尔在公社失败后靠近马克思，但这改变不了他在公社之前和期间作为蒲鲁东主义者而知名才被法国民众认可的事实。而同为蒲鲁东主义者的边诺阿∙马隆作为染色工会领导者举行过好几次罢工，也写过不少文章，在国际三次受审时都被判刑入狱，很有影响，是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成员、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成员，被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后坚持原则，抗议和约而辞职。马隆在1971年3月17日回到巴黎，18日晚与包括（由政府任命的）市长茹尔∙费里在内的由选举产生的巴黎官员一同与国民卫队的中央委员会谈判，19日晚到达Ville旅馆，希望国民卫队退出旅馆，由这些选举出来的官员代表巴黎与凡尔赛的国民会议谈判。在遭到国民卫队拒绝后，市长费里、马隆等人发表抗议宣言，但马隆仍然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23日作为巴黎的代表之一赶往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受到少数共和左派的欢迎，但国民议会的多数派拒绝谈判，迫使马隆站在巴黎一边[83]。马隆在3月26日的选举中与其他22名国际的成员当选为17区的公社成员，与Pierre Denis等起草了不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议案。出生于农村的马隆在4月初就认识到巴黎公社的成败取决于外省、特别是广大法国农村的局势。他与女权主义记者Andre Leo写成“告农村劳动者”宣传广告，据说印制了10万分去散发[84]。在后来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马隆对于争夺公社主导权的布朗基派、雅各宾派等深刻批判，特别反对公安委员会的独裁性质，因为那是对激发民众对公社的激情的背叛。巴黎公社失败后，马隆在国际里赞同反权威的federation自由联合、接近汝拉联盟等安那祺主义者，在国际中力图调和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冲突，差一点也被马克思开除出国际[85]。马克思特别恼怒马隆的巴黎公社领导人的身份，例如：“至于所谓瑞士国际代表大会，这是同盟分子、吉约姆之流搞的。他们知道，单是他们本身根本一钱不值，因而感到必须打着“联合”的旗帜重新登上公开的舞台，这单靠他们是办不到的。他们的计划得到了马隆们、潘迪们以及阿尔努们之流的支持，这些人害怕巴黎工人离开他们而“行动起来”，于是力图让人们重新想起他们是地道的工人代表。”[86] 1880年大赦之后马隆回到巴黎，参与组建了法国劳动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联盟，是法国改良派社会主义的先驱，代表着法国社会主义和劳工阶级对巴黎公社精神的继承，受到社会的尊敬。从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87] 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恩格斯1882年12月16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马隆在愚弄福尔马尔。 。.如果说福尔马尔尽管在巴黎住了一年半还不知道这个情况，那就是马隆有意向他隐瞒了这一点，就象向他隐瞒了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福尔马尔真可笑，他吹捧马隆是守纪律的党员，而指责别人破坏纪律。。.如果马隆不是预先网罗了那些蓄意废除旧纲领并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受网罗的人的话，他怎么会在圣亚田获得了多数呢？”，最后的注释还特别判定“1880年10月由被大赦的一批公社社员在巴黎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同盟。该同盟的组织者中间，有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著名的和有影响的活动家，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总委员会的成员。同盟分子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根本反对任何学说，而鼓吹蒲鲁东主义－博爱主义思想，以此来博得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情。尽管公社社员有很大的威望，茹尔・盖得还是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88]马隆这位巴黎公社的代表人物去世时，有上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插图是以马隆命名的街道）。
受蒲鲁东影响的著名政论家米利叶更具体地论述革命以后的政权形式，“革命必将是专政”[89]，与布朗基(插图)接近。布朗基对蒲鲁东的个体的互助信用、集体的合作经营、国家的自由联合等社会主义的各种改革纲领不懂、反对也不感兴趣，但高度尊敬蒲鲁东，敦促双方的信徒们放弃争吵：“这两个乐器彼此不同，但是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奏出让社会起舞的美妙乐章”[90]。实际上，只有鼓吹共产主义集权的布朗基派才为夺取政权的公社准备了现成的行动计划和人才。“取消常备军和审判官制度。立即将大小官员撤职・・・・・・把男女黑色军队（指教士和僧女。--作者）完全赶走。把教堂、天主教联合会和男女宗教团体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转归国家所有・・・・・・。设立民事案件的仲裁员和刑事案件的审判员・・・・・・建立地方的国民军・・・・・・普遍武装工人和共和主义者・・・・・・不给敌人以任何自由”。“如果在1848年实行一年的巴黎专政，就可以使法国和历史免遭二十五年的压迫。即使需要搞十年（专政），那也不应该动摇”[91]。不过，与其说是原则，在监狱中度过大半生成年生活的布朗基主要把专政作为手段来看待，不必墨守。所以，刚推翻帝制后,布朗基派的所有重要人物就在他们的报纸“祖国在危急中”创刊号（1870年9月7日）发表声明：“大敌当前，不应有党派差别，不应有意见分歧・・・・・・我们抛开自己的个人见解，建议无条件地对临时政府给以最坚决最充分的支持，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共和国”[92]。
国民议会选举后，巴黎的阶级分化更加明显。有能力的富裕家庭开始逃离巴黎，其中包括5万到13万的富裕区的国民卫队成员，特别损失了指挥官[93]。2月15日，3千名国民卫队成员开会决议成立具有执行权的国民卫队联盟Federation[94]的中央委员会，抛弃了军队的专制传统，由每区选出不分军阶的三个代表组成，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精神[95]。3月3日，国际劳工协会[96]的瓦尔兰等人积极活动，进一步改选了松散的中央委员会，主要由共和主义者雅各宾派、布朗基派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派组成，在31个成员中就有16个属于国际：瓦尔兰, Viard, Lacord, Pindy, Gouhier, Goulle等，以及主持会议的Jules Bergeret。此时，巴黎的政府军队有4万人，只有1万2千士兵没有解除武装，而国民卫队有24万人[97]，尽管没有纪律、装备不良但斗志高昂。这些人对于国民议会“不为人知”，但是已经准备好逮捕想要前来解散国民卫队的被政府任命的国民卫队司令Vinoy将军[98]。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市民的协助，国民自卫队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的大炮放在蒙马特尔高地。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老练的首相俾斯麦看到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说巴黎的城市自治要求“并不过分not so unreasonable”[99]，很快便撤离出巴黎，在郊外屯兵静观，同时保护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法国首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后，中央委员会的权威稳定地增长，3月15日，254个中的215个营队召开会议确立了代表过半数区的中央委员会[100]。梯也尔害怕中央委员会形成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再也不能允许中央委员会自由支配那4百多门大炮。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政府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其它地方的大炮。公社的最著名女英雄Louise Michel回忆道：“在我们和军队之间有妇女挺身在大炮和机枪面前，士兵们沉默不动。当Lecomte将军命令士兵们向人群开枪时，一个下级军官站到士兵前排用更大的声音喊道：‘掉转炮口！枪口朝天！’士兵们都服从他。他是Verdaguerre，几个月后因此被凡尔赛处决”[101]。士气低落的政府军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阻止士兵的国民自卫队和当地的男女老幼共同处决了政府军军官。“号召起义的那些人远不相信会取得胜利；一切都表明，他们没有预见到起义，在组织起义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只是士兵的瓦解鼓起了他们的勇气，而国民自卫军的袖手旁观更促成了这一事件”[102]。政府军的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并迅速扩大，梯也尔只好命令军队、警察以及各级文职行政人员们立即撤退巴黎。另一方面， “从来没有这样的让革命者吃惊的革命”（马隆[103]），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想到革命会突然到来，它的“多数成员不愿服从压力，离开他们接受的防卫巴黎的立场”[104]。这也是为什么一贯藐视人民的国民议会议员们只好自欺欺人，找到一个在伦敦的“红色博士”操纵的国际在指挥巴黎的叛乱[105]。国民卫队这一天也没有明确的军事计划和领导人，没有想到阻止梯也尔等逃出巴黎，没有采取主动的行动，如占领面向凡尔赛的Mont-Valerien碉堡[106]。当碉堡的军官表示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保持中立后，国民卫队也不愿意强行夺取。类似的倾向也发生在面向普鲁士军队的Vincennes碉堡：它在公社存在的八个周几乎无动于衷，公社已经被完全镇压后，指挥军企图把它交给普军以逃出法国[107]。
3月18日，公社还没有诞生，马克思说“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是自己的创作，但人们把这一天作为巴黎公社历史的开端。作为巴黎唯一的权力机构，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立即组织了3月22日（后来推迟到26日）举行的巴黎“议会”的选举。“据科斯塔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会主张尽快地进行公社的选举”，“据阿尔奴说，・・・主要的是，中央委员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认为需要立即推翻政府和解散国民议会，而仅仅打算在巴黎公社的领导下保卫首都，并且准备保卫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不希望发生国内战争”[108]，“3月18日的起义本身不能保证会变成一场革命”[109]。马克思说教“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批判巴黎民众“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又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把公社的现实和理想变为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计谋，贬低了公社的意义，同时也是因为他远在千里之外，不知道实情。
3月26日的选举有229,167男子投票，不到1870年2月为选举登录的人数485,569的一半[110],比前一年11月的国防政府选举[111]和2月8日的国民议会选举的32万多人投票少。但是，考虑到跟随梯也尔逃走的政府、资产阶级人口[112]，时间上短促[113]，应该认为这是正常、正当的成功选举。90名当选的“议员”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员和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布朗基派，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蒲鲁东派），还有希望恢复1793年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机构，更接近马克思术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有15名当选者来自区长们的支持，说明反对公社的“秩序之友们”没有抵制投票[114]，不过他们在凡尔赛的压力下拒绝就任。除去在复数区当选的议员等，有64人就任议员[115]。如果加上4月16日补选的17人，共有81名议员。其中18人来自中产阶级、约30人来自专业阶层（主要是共和派的报纸记者）、35人来自体力劳动阶层。议会中有19人来自中央委员会，最有能力、热情、经验和影响，其中有7人属于雅各宾派、4人属于布朗基派、3人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他们的职业为：6名技术员、6名工人、3名商人、2名专业人员[116]。或者统计为：70%投票赞成革命；政治上，第一批92名当选者中19人属于区长或政府派，8-9个布朗基派、40来名雅各宾共和派、17名国际成员（蒲鲁东派）[117]；职业上：5名小商人、一名业主、2名前官员、25名自由职业者、16名白领、21名体力劳动者[118]。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虽然选出的公社议会与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与各区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组织都很踊跃地投入保卫自己的事业中。第11区的“无产阶级”报提醒议员们：“不要以人民的名义或站在人民的位置上判断或做决定。你们的职责只是信使，・・・人民已经厌倦了救世主”[119]。公社议员、艺术联合会的会长Gustave Courbet给他的父母写信到：“巴黎是一个天堂，・・・各种社会组织都以federations自由联合方式建立起来成为自己的主人”[120]。
组织严密、以“祖国在危机中！”[121]为旗号的布朗基派立即成为公社的积极成员和领导者：特里东、爱德、瓦扬、格兰热、里果、科斯特兄弟、维尔纽夫兄弟等。布朗基被选为议会(名义)主席，但他本人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总主教达尔博伊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梯也尔断然拒绝。布朗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社会，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人民的愚昧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两大障碍，而扫除愚昧靠教育，扫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和暴动。如果没有巴黎公社，布朗基可能变为第二个“为平等而密谋”的巴贝夫，不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处于竞争意识竭力诋毁布朗基，称“阶级专政优于革命家专政”，列宁用三个方法上的起义技巧不同来区别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22]，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实行得人道、公正的话，正是布朗基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公社任命的第一个战争代表议员克吕泽烈并不胜任，5月1日被不是公社议员的职业军官Rossel取代，但后者并不是因为认同公社的事业、而是出于对政府投降的爱国义愤而加入公社[123]。试想，如果公社成功，这样的职业军官只会把革命拉向波拿巴式的专政。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为自己思想的社会实验室，以他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将来社会的雏形来歌颂、判断它，但他本人远离欧洲大陆，并没有把握巴黎的实情。《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一个侧面解读，十年后，马克思与流亡的公社成员们发生分歧，指责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不是社会主义者，知道公社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尝试。[124]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误判被后来的恩格斯放大。恩格斯18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发挥道：“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125]，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126]
“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抢劫）银行的资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教训”。但是，巴黎公社不是为了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而成立的，它更不可能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而发动内战。起义后第二天3月19日，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布公告，宣布3月22日（后来推迟到26日）举行巴黎公社选举。中央委员会特别向市民们指出“政府没有停止以最无耻的手段企图达到最恐怖的罪恶―内战”[127]，号召大家踊跃投票，获得公社治理巴黎的正当性，因为即使在围城期间，或者说正是因为在围城的危机中，公社更必须建立在共和、民主的基础上。竭力避免内战的独立社会主义者Jules Valles和蒲鲁东派Pierre Denis似乎主导了二十区代表团[128]在3月26日选举以前发布的宣言，“一旦代表团同意举行选举的战略，就必须动员巴黎选民中的绝大多数―温和与激进的共和派市民―的投票。・・・代表团支持国民卫队，但要求‘为了所有民主力量的政治和解’各区委员会竭尽全力鼓励区长们和市政官员们同意举行选举。・・・这个缓和反映了代表团的多数意愿，・・・多数人希望选举的战略。・・・Auguste Briosne说到：‘选举是必须的，不要改变我们的道路。那样的话，民众不会跟随我们。反动派可能会弃权，这样就有必要努力动员投票以显示我们的道德力量’。”[129]。“革命的社会主义战士或者整个区委员会在3月18日被迫夺取9个区公所，在下一周他们又占领5个区公所”[130]。“3月24日以后没有区公所被占领了，因为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与区长们和市政官员们同意合作举行选举。・・・结果，在3月26日的选举中出现了三类区公所：13个选区的选举由区里的警卫委员会主持，5个选区里由去年11月选出的、继续职责的区长与中央委员会合作主持，2个选区没有得到任何区里的合作直接由中央委员会主持”[131]。区长们不情愿的“投降”[132]后来被国民议会指责为“为选举带来了合法性”，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取得他们的合作的重要性。3月26日的选举“得到广泛支持，・・・被巴黎庆幸为走出危机的和平之路。德勒克吕兹呼吁人们投共和派的票以‘扑灭・・・任何时候都可能燎原的烈火’”[133]。而那些活跃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协会在所有的社会、政治、经济面貌上都是自愿和地方性的[134]，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选举才得以成功举行，也保证公社有能力治理巴黎。
实际上，中央委员会不久就收到了兵临城下的普军的威胁：“如果发生敌对行为，巴黎将被作为敌人对待”。为此，中央委员会外交事务代表Pasqual Grousset在22日马上答复：“这里取得的革命本质上是市政行为，完全不会与普军为敌。而且，我们没有权力讨论在Bordeaux的议会表决的和约草案”[135]。国民议会马上任命了得到巴黎的区长、市政官员，以及部分国民卫队指挥官认同、受市民欢迎的共和派爱国者海军中将Saisset（他的唯一儿子刚在围城中战死）为国民卫队总司令，Saisset马上向市民们发出了自己的调和公告[136]。如果不举行公社选举，主导权可能向Saisset倾斜，或至少在巴黎城内就发生国民卫队内部不同区之间的战斗[137]。Saisset当然比后来指挥法国军队的麦克马洪陆军元帅温和；同时，路易勃朗在国民议会上建议认可即将到来的3月28日巴黎市政选举，被多数派否决[138]。革命和反革命都不可能妥协，公社选举以后，巴黎的正统权力已经确立，Saisset就辞职了。
在国家政权、多数统治和上层阶级逃出巴黎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成功地实施了巴黎的普选后，选出的公社议会[139]马上真诚地履行“撤换或改选被选举者”的共和原则。3月26日的选举之后，因为拒绝就任等原因，在许多区出现很多空缺，公社4月16日马上进行补选，可惜只有四分之一的有权者投票[140]。有53，680人投票（相对于3月26日选举的229，167人），14个需要补选的区中有三个区没有参加选举[141]。如果从政治策略上考虑，补选不仅没必要，反而暴露了公社的弱点，梯也尔以此向3月26日选举后摇摆不定的巴黎市民、力图调解的中间共和派和法国地方城镇表明公社的非合法性，统一了军事镇压的决心[142]。确实，公社犯下了太多的政治、军事过失、错误，但公社的永恒价值在社会革命，即使明知命运不详，做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
没收了银行的公社怎么可能向所有法国的城镇呼吁建立自治的联邦呢？公社议员为避免谴责而全体一致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正好说明公社为了捍卫自由、自制的高贵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镇或区域革命都以没收（抢劫）银行开始，革命不就成为犯罪的同义词了吗？什么样的人会参加或抵抗这样的革命呢？“直到最后，即使从数量上考虑，争取小市民店主和个体户也是必须的，而法兰西银行对于他们来说代表了存在的稳定。・・・公社的事业不是震惊世界。・・・公社不是为了建立革命的典范，而是要正当化和防卫自己的存在。夺取法兰西银行肯定会对法国的安全产生致命的影响，・・・而公社希望得到外省和欧洲的同情、并不急需钱[143]，所以不愿冒对于自己的生存并不绝对必要的风险”[144]。另外，“马隆曾经指出，5月10日某英国公司打算用5千万法郎向公司购买罗浮宫内的一些图画，但财务委员会坚决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认为出售国有财物是错误的”[145]。除了最大的法兰西银行[146]，还有别的私营银行，公社没有、也不可能制定一个统一的金融政策。据从3月6日到5月29日一直留在巴黎的Pembroke Fetridge于同年8月在巴黎写出的历史中记载，有5百士兵的政府军第12连队当时一直没有离开巴黎、守卫着法国银行[147]。只是到了最后，在5月22日，公社才在得到银行（哪怕是被迫）同意的条件下，半强制地取出70万法郎支付国民卫队的薪水[148]。当然，如果公社一开始就派出较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议员Francis Jourde茹尔德而不是自由共和派的市民/资产阶级出身的公社主席、最高龄（75岁）的议员Charles Beslay别列[149]去对付银行，公社至少可以得到更多、更快、足够的钱支持开销[150]。而且，据说，马克思只是十年后从Lissagaray那里才想到可以把法兰西银行作为与凡尔赛交涉的筹码[151]。
恩格斯论断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马上转换话题，利用巴黎公社为自己的打算开路：“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52]恩格斯在这里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与巴黎公社的实际的社会政策和性质相离甚远。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又煞有介事地声称：“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其实，这是在偷换概念，连他的文中也部分地承认：“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与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153]。把巴黎公社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利用的恩格斯自己也私下承认自己“把当前的宣传作为事实重复、把只在纸面上存在的条例作为实际的实施、曲解和夸张各种行为和意图、毫无顾忌地收罗事件后听从马克思或者至少国际总委员会的公社支持者”[154]，以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危害至深。
其实，公社议会知道，在凡尔赛政府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包围中，没有法国其他城镇、乡村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能像远离巴黎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那样异想天开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值得各种类型、规模（而不限于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抵抗运动（从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西方的各种反战运动等）借鉴，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社会权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压制、欺骗别人的政治权力。正如公社议员Arnould所指出：“公社是同时为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第一步，与过去的方式完全不同。它是对专政的观念的绝对否定”[155]；“巴黎公社表达和体现了反政府原则的第一个运用，它是对单一的国家和专制传统的宣战，公社既代表了由各集团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原则的凯旋，又代表了由人民、靠人民直接执政的最大可能”，体现在中央委员会3月24日公报：“巴黎不想统治，但它向往自由。除了靠自己的榜样，它没有独裁的野心。・・・它通过确立自己的自由而为别人准备条件”[156]。正如当时在巴黎的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家Pierre Lavrov在发给国际比利时分部的报纸上赞许的那样：“中央委员会把专政的权力转移到正规选举出来的公社，有权宣布它已经严格地完成了职责、它忠诚地执行了非常困难的使命、权力转移的成功说明了智慧、道德和社会正义的成功”[157]。
别列不断警告同事们要分清公社、政府和国民议会之间的权界、不能强夺国民议会的权威，Tridon也提出了公社的来源于国民卫队的革命性质和市政议会的不同角色的担忧[158]。公社由巴黎的市民们选出，决定了它的原始正统/合法性限于市政，但巴黎的首都地位又赋予公社在特殊的国家制度转换期间的全国性政治功能。曾经或还在担任政府职位的路易勃朗等九位巴黎的官员不理解这一特性，只从法国大革命的共和精神（普选产生政府的合法性）在凡尔赛报纸上谴责公社[159]。但公社不得不成立九个类似政府功能的委员会（财务、战争、法律、外交[160]、福利、公共服务、教育、公安、劳动与交换），并由蒲鲁东的亲密助手Lefrancais来担任公社主席（3月29日），说明了公社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161]，与凡尔赛发布的条令直接对抗[162]。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163]，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164]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公社能管理一个近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同时也表明包括一些基础政府部门的合作。在短暂的十周内，在广泛的政策上达成一致，公社发布的法令与第三共和前三十年里发布的相当[165]，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分权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而民众的批评、参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一个市民在4月28日写给公社议员的信中指出：“公民，情况不正常。公社没有达到期待，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们看到的都是老的君主和议会制程序。・・・尽管这样，在公社会议大厅能听到什么？疲倦、对尊重、正义、尊严、高尚，以及（混账的）优雅的高喊。・・・请相信我，公民，他们还谈论资本和利息。/我质问你和你的同事，这不是软弱、投降和出卖吗？”[166]。它们包括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中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费里法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免费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
一些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继续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革命以来的未兑现的妇女平等主张。从雅各宾派到自由派、波拿巴派都压制妇女参与公共事物[167]，连对工人最有影响的蒲鲁东本人对妇女也抱有传统性的歧视[168]，说明了只有公社的实践才能超越历史和理论的局限。4月11日创建的“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取消妻子与情妇之间、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利差别，废除妓女、关闭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公社教育委员会5月21日公布了教师（年薪2,000法郎）、教师助手（年薪1,500法郎）不分男女同工同酬，是世界上首创，可惜为时已晚，无法实施[169]。“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失败后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170]
免除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废除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夜班，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防止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公社九个委员会之一的劳动、产业与交换/交易委员会主要由蒲鲁东派构成（专门加入“交换/交易”就是为了突出蒲鲁东的思想），职责包括“扩散社会主义信条，必须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创造平等的条件”[171]，包括承包公社军事资源部门的雇主要支付得到工人代表同意的最低工资这样的先驱条令[172]。除了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公社4月16日征收并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商店(插图)，将来业主回城可以接受补偿。5月12日更决定把政府的生意优先给予工人协会，符合通过自由协会实现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信条。受到鼓励的金属工人在组成生产协会时回应道：“我们想通过劳动的权利和公司里的劳动协会推翻对工人的剥削”[173]。
面对日益严峻的凡尔赛军事进攻，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公社的多数议员（45，主要为雅各宾派、布朗基派）在4月28日-5月1日讨论后投票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代行公社的全权，使人联系起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建立的机构同名机构的恐怖专政。虽然它被赋予的权力非常大，但它毕竟来自于选举产生的公社议员的委任，不是专政/独裁。而且，巴黎的民众也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公共安全委员会能否发挥作用，还得靠各区的警卫委员会的合作[174]。为此，少数议员(23，主要为民主分权的蒲鲁东派马隆等）5月15日发布反对声明：“巴黎公社向一个以公共安全委员会为名的独裁/专政交出了权威”[175]，阻碍了公共安全委员会发挥权能，制止了公社的专政可能。它的五名成员也不如别的委员会成员能干，一周后被解除了[176]。
公社议会也完全支持国际主义，4月12日颁布法令：“鉴于旺多姆宫殿的帝国圆柱是一个野蛮主义的纪念碑、一个残暴力量和虚荣的象征、一个对军国主义的肯定、一个对国际法的否定、一个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永久性侮辱、以及一个对法兰西共和的三原则之一的永久攻击，命令废除旺多姆宫殿的圆柱”[177]。皮阿提出的这个引发特别是凡尔赛军官们愤怒的建议，由公社议员Courbet负责执行。后来成为总统的麦克马洪元帅下令修建新的纪念碑，由已经被没收财产、逃到瑞士的Courbet支付费用：323,091.68法郎[178]。
对于常备军（以及征兵制）和警察的废除，符合安那祺主义的团体及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的社会理想。不过，在公社的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因为国民自卫队同时负起了军队（对外）和公安（对内）的职责，废除常备军更具有呼吁法国别的城镇联合对抗临时政府军队的含义。对于废除官僚制度，特别是官员的高薪，也更具有临时的战争措施性质。最近的研究表明被马克思主义流派所称规定公社议员最高（国民自卫队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千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的“公社原则”并不确切。当时一个巴黎男子的平均薪水是一天5法郎（国民卫队队员一天拿1.5-2.5法郎），一年（工作3百天）是1,500法郎左右，而一个烟草工厂经理的年薪是4千法郎，他的助手是2,800法郎。鲍狄埃当选后负责法务委员会，特意把“法律贵族”律师们、法官们的薪水降到6千法郎，实现了过去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享受的法律公正[179]。财务委员会主任茹尔德的妻子在公社期间依然靠洗衣为生[180]。现在，实际上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私营企业的官僚的高薪才是问题的关键， 靠选举上台的政治官员在任职期间可以拿不多的薪水（极端的富豪可以不拿薪水），而在下台后去私营企业任职谋取高薪。
公社议员们的工作负担非常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不是“代议”，而是被委任（随时可以被选举人撤换）来同时担任立法、行政（特别是军事行动）和司法的职能。这样的制度正是基于自由联合的安那祺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特别适合于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种社会关系。各地区议会和大量的在围城期间为满足社区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小卖部，急救站等）通常也在当地居民的要求、指导之下直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与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条令相比，公社的普通成员们更加激进，不管他们属于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在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员工自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中，我们到处可见安那祺主义的主动自发的、直接的社会民主实践。为什么马克思等人就看不见呢？
在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列宁，发挥得更偏离巴黎公社的实践。在《国家与革命》[181]中，列宁抨击到：“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但巴黎公社的意义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俄罗斯政治家列宁最关心的“具体政治问题”，安那祺主义当然没有兴趣为此杜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虽然列宁也谈到“尽管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宗派，公社还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说明无产阶级能够怎样同心协力地实现资产阶级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务。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他却设定与巴黎公社无关的答案：“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使全国团结起来完成全民族的任务；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抱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幻想，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发表了十月十七日的诏书之后，无产阶级就鼓足干劲着手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抛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自己的阶级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手中。尽管俄国革命面临的目的和任务与1871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俄国无产阶级还是采取了巴黎公社首先运用的斗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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