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事变，又称商团叛乱是指1924年8－10月因广州商团和商界因反对孙中山组织的广州军政府而引发的一场流血冲突事件。这是大革命初期的一次重要事件，中国大部分学者均将此次叛乱定性为“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联合发动的一次反革命事件”，并认定英国政府操纵与支持了叛乱。而这与事实又有多大差距？
孙中山在此次事件后不久即病逝，最后葬于南京。图为图为宋庆龄和孙科、孙治平在灵堂内（图源：杭州市公益中学）
广州商团的名称起源于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年(清咸丰三年)，上海发生由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当时参加起义的多是商民，因此也称为“商团起义”。起义失败后，商团的名称保留下来，成为日后商人们的行业性自卫组织。广东商人于1907年冬成立了粤商“自治会”。在其倡导下，为维持地方治安，广州商团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成立，开始人数只有40人，并获得当时的北京政府备案，允许其持械训练。
北京政府的软弱让广东商团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独立地位，他们“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态度，在民国早年广东发生的历次政局动荡中，均能保持中立。但孙中山1923年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后，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由于联俄、改组国民党和实行扶助农工政策，他的政府的革命旗帜日益鲜明，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比以往统治广东的政府强得多。商团与政府相安无事的局面便迅速改变。
1922年6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的粤系军阀陈炯明派兵围攻广州总统府，逼孙避走永丰舰(后名中山舰)。次年1月，孙中山组滇粤桂联军击退陈炯明，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那时候共有13省军队(称“客军”)打着革命旗号云集广州及周边，除了滇粤桂及湘军真有实力外，其余队伍多则一两千人，少则三五百人。甚至有只得十来个人的“无兵司令”，纷纷前来投机。
孙中山能重返广州建立政权，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些外省军队。当然，财政问题一直伴随着孙中山，他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维持军队的开销，而广州是商业繁华之地，各路内地客军入粤，军纪松弛，搜刮民脂民膏，光天化日抢劫绑架之事，层出不穷。
而为维持人数众多的军队以及进行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政府不得不对商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发行缺乏准备金的纸币。
杂税名目繁多，1923年6月，广东省署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9月，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3000元到省，以应军事急需。12月，下令全省预征1924年钱粮，1924年5月，又令省署管辖下的24个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2000元不等。6月，省财厅令在新会县一次性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7月，广东省财政厅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
除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军费也强制商团捐赠。1923年4-8月，广州市政厅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内分别筹集5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20万元和10万元；要求广州电力公司上交20万元军费，并批准该公司向用户加收2%的电费。1924年上半年，东江战事处于相持阶段，每日光军费就需2万元，其中广州市须负担6500元。
沉重的负担给商人带来直接损害，无论是摊派、赋税还是抓壮丁，这都损害了商团的存在和发展，他们自然也会反抗。1923年9月，广州市政厅为实行售卖公产的政策，打算把商团第七分团作为驻地的一所庙宇拆掉。该分团“立即戒严，武装扼守”，“所有该庙附近瓦面均遍布步哨，准备迎击”；其他分团决定派人支援，还准备实行罢市抗争。此事终于以政府妥协了结。从1923年到1924年，广州商人为抗拒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断罢市罢业，在商团事变前几个月更形成高潮。以上每次罢市都迫使政府让步，商人取消新捐税的要求均得到满足。这样，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僵。
这种引而不发的矛盾，最终演变成广州商团事件。
1924年8月10日，广东商团所购价值百万元之军械由挪威商船哈佛(Hay)号载运抵穗。据时任广州政府海关监督的傅秉常说：此帮枪械已由粤省商团团长陈廉伯“正式办妥报关手续，获得许可”，船抵广州湾后，广州政府以“瞒领护照”及“私运枪械”为由将其扣留。为争还扣械，广东全省138埠商人于25日前后举行全省大罢市，各属乡团士绅也成为罢市运动之后盾。孙中山打算“武力解决”罢市风潮，警告商人如不开市，将命令军队炮轰、火烧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关。消息传出后，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于29日向广州政府发出警告：“如遇中国当局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这或许就是认定“英国政府操纵与支持了叛乱”的由来。其实，英国政府包括驻华公使麻克类(Macleay)、外交部及海军部事先一无所知。麻克类从报纸上知悉此消息后，即致电翟比南追查此事，英国外交部认为翟比南此举乃“鲁莽行为和判断上的失误”。
回到商团事件，据当时在大元帅府内政部及宣传局任职的人士回忆，“大元帅勃然大怒，檄调粤军回防，入驻市内，用资镇压”。但是当商团为索还团械准备发动第二次全省罢市时，孙意图妥协。此时恰逢苏俄方面援助的一批武器弹药抵大广州，孙中山即授权时任广东省省长并留穗代行大元帅职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武力解决”。
到了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共五六千人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途中与商团军发生流血冲突，100余人被打死打伤。商团军又在商贸繁盛的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张贴“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等标语，还计划在10月14日下午集结攻占省政府、公安局及财政各机关。当晚至次日清晨发生街垒激战。前述政府人士忆述，因商团军居高临下，据险而守，攻击部队一度伤亡甚多，“为速战速决，完成任务，不得已以火油燃烧栅闸，又以小钢炮扫射高楼大厦”。据说动用了大约300箱煤油，引发大火，焚毁西关商铺及烧死商团支持者，西关商业区受到严重损坏。
事后统计，整个事变导致大小30多条街道被焚，1000多家商户被抢，直接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临阵倒戈”参与攻击商团的滇军，派人挨家挨户收缴商团枪械，交不上来的罚款200元，趁机搜刮财物。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众多广州商民，无辜卷入这场错综复杂的政争，生命财产受损不说，还背上“反革命叛乱”的骂名，至今无从洗刷。而事件平息后不过一个多月，孙中山即应驱逐了曹锟政府的冯玉祥之邀，匆匆抱病北上，未几便客死京城。此前在写给心腹信徒蒋介石的私信中，他透露心迹：“惟广东一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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