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70周年，按照惯例，中共需要公开发表一个纪念性质的讲话。名义上为中共一把手的赵紫阳自然责无旁贷，在5月3日的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如果没有时代背景的话，这段讲话与任何一段传统官样讲话无异。但是仔细体会的话，能感觉到赵紫阳这个讲话是有潜台词的。
1988年3月28日，赵紫阳、邓小平和杨尚昆出席七届人大代表会议
明显的潜台词
半个多月前的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而猝逝，北京城和天安门瞬间成为政治的角力场，呼唤民主的学生和群众和中共高层一触即发。而“426社论”就是点燃这片充满汽油味空气的那颗火星，局势愈发不可控制。
4月30日回国的赵紫阳一面安抚天安门广场的市民和学生，一面游走于中共高层之间进行斡旋。当然，赵紫阳的态度在五四讲话中表达的很隐晦也很明确。讲话中表面上在说五四精神，实际上是在说这场学运。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与“426社论”形成鲜明反差--“社论”直接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发表完“五四纪念讲话”之后，赵紫阳按照事先的日程安排在4日会见了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代表团。如果说，赵紫阳的“纪念五四讲话”还说得比较含蓄，那后面这个“亚行讲话”，可以说就非常直白了。他在讲话中说：“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绝对不是要反对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要保护邓小平
两天后，杨尚昆在自己家中与赵紫阳私下见了一次面。杨尚昆作为中国实际领导人邓小平的亲信，扮演邓小平的对外联络人角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秘书长。而赵紫阳此时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书记。因此双方都了解处好之间的关系对双方有利的道理。
这次私下会面，他们主要聊了对学潮的看法。赵紫阳仍是一如既往的态度，“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他还说：“我们要接受群众合理的要求，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
其实当时在坊间盛传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通过官倒的方式倒卖彩电，据说发了大财。在当时主要的太子党官倒中，名气第二大的就是赵紫阳的大儿子赵大军。在群众的标语中，也有“要朝阳不要紫阳，要公平不要小平”。赵紫阳这种反腐表态颇有点“打铁不需自身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意思。
在这次的谈话中，两人最终达成一致的意见是“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和威信，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赵紫阳最后请杨尚昆劝说邓小平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
常委和部队的态度
5月11日，邓小平和杨尚昆见面。一开始杨尚昆尚能站在中间立场阐述事实，并传达了赵紫阳认为对学潮定位过高的态度。然而邓小平态度坚决，“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只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接着问常委对修改社论的态度，杨尚昆说：“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
邓小平听后夸奖了姚依林：“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可以听出来，邓小平通过表扬姚依林隐晦表达了对赵紫阳的不满。
邓小平后来还问了军队的思想状态，可见邓开始有动用军队戒严的想法。最后，邓小平表示希望他们三个人能一起聊一次。
时代的悲剧
两天后，三个人碰面。其实在赵紫阳主导经济改革时，他与邓小平之间分歧并不大，或者说是一致的。然而在政治改革中，两人的观点则是互不相容。这次谈话，两人也仅仅是互相表达了看法。如果说有共识的话，那就是在反腐上。
邓小平说：“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最近我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搞不通，大概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但邓小平深信反腐口号只是幌子和陪衬，而将此次运动定义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就是三个人的三次秘密会议，赵紫阳作为名义上的一把手斡旋于学生与中共之间，最终被双方的共同压力击败。邓小平作为实际一把手最终从幕后走向台前，快刀斩乱麻后留给人们的只有深深的伤口。而杨尚昆，作为邓小平的心腹和联络人，身居高位却也只能看人眼色办事。
不得不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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