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有政治秘书、生活秘书、警卫秘书之分。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集三种身份于一身，形成双头乃至寡头政治。秘书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秘书的权力来自对权力的依附，其崛起充满了肮脏，要为所欲为，也离不开拉帮结派对政权的渗透，尾大不掉甚至足以亡国。
明成祖朱棣改变祖制重用太监打开了一扇危险的大门。图为明成祖朱棣画像（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什么样的秘书能有如此的能量，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的宦官，或者说太监。东汉、唐、明三次宦官干政，三个王朝土崩瓦解。东汉宦官与外戚交织，有五位宦官同一天获封万户侯，五侯专权，党锢之祸；唐朝宦官与藩镇争斗，废立皇帝举手之间；明朝宦官与东林党相争，九千岁位极人臣。
相对于东汉、唐朝，宦官机构内侍省在政治体制中就与外朝等量齐观，明朝的宦官先天不足，在体制上被压得极低，内廷之首司礼监掌印太监仅相当于外朝三品，朱元璋铸铁牌以严防宦官干政，严禁宦官识字。但随着君权的扩张，依附于君权的宦官必然扩张，他们是距离君权最近的人，在人治之下权力的大小和与权力的距离成正比。
第一个缺口来自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太监多有立功，成为最信任的一群人之一，提督东厂、监督锦衣卫。明宪宗时创办西厂，由太监汪直提督，后又奉旨巡边，明朝太监掌军自此始。明宣宗时，在宫内开设学堂专门教授太监文化知识，太监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不再是文盲，有了文化想法就多了；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成为联系沟通内廷与外朝的桥梁，当皇帝殆于政事不上朝时，他们成了沟通皇权的唯一信道、代理人。明英宗时，读书人王振半路出家，受宠之后砸碎宫中铁牌，打破了宦官头顶的封印，第三次宦官干政时代来临。
集大权在握的内相、皇权的奴仆两个矛盾的身份于一身，作为秘书的宦官的崛起充满了肮脏。除郑和以跟随朱棣征战起家外，大多起家于对皇帝的曲意逢迎、骄奢淫逸，正因郑和起家的光明正大，又率船队出海扬威于海外，后世众多太监将其视为偶像，却难以复制。
王振起家于英宗尚为太子时的刻意逢迎、投其所好，英宗登基一月即入主司礼监。汪直起家于西厂密探，为宪宗窥探阴私，勾结贵妃万氏。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虎”，起家于有名的豹房，搜罗女子供武宗淫乐，获得宠信。魏忠贤精通射箭，喜欢赌博，迷恋饮酒、嫖妓，好与人嬉笑、阿谀奉承，以与熹宗乳母客氏结为对食，阿谀、谄媚、引诱熹宗起家。
手掌内宫，提督东厂、西厂、内行厂，监军团营禁军，但太监本质上只是权力的依附者，掌控内宫、特务机关虽能干政，却难以为所欲为，在权力运行体制上上它们与行政属于两个系统。作为去势的阉人，历来为读书人取笑，其本身打入行政系统基本不可能，唯有以权势吸引文官的依附，培植代理人或者合作伙伴，拉帮结派。当然，文官集团本身对宦官也多有拉拢，张居正之于冯保即是一例。
宦官与文官的内外勾结，自王振培植兵部尚书徐希、左都御史王文等拉开宦官的第三次黄金时代始，至魏忠贤得天独厚达到顶峰。在有明一代，一方面是君权的空前加强，另一方面却是文官在孔孟之道之下大有“文官不怕死，武官不贪财”之势，以死谏皇帝为荣，多次在紫禁城内跪拜施压，搞得皇帝也不好做，不得不屈服。皇帝都能使之屈服，何况依附于皇帝的宦官，只能偷鸡摸狗小打小闹。
然而，文人相轻是中国文人的一大顽疾，文官集团的权斗给予了魏忠贤机会。明末东林党引领士林风尚，引发来自浙江、湖北、山东等地文官的不满，文官集团分裂为东林与齐楚浙两派，以京察为手段动辄将对方罢官夺职。在争斗中，齐楚浙党常常处于下风，为了自保投靠魏忠贤以自重，成为阉党。原本制衡宦官的力量成为助力，在齐楚浙党的呼应下，血腥镇压东林党，查封东林书院，处死顾宪臣、杨涟等人，甚至自断手足处死边防大将辽东经略熊廷弼。尽管东林党人也并非什么治国能臣，但国无君子危矣。魏忠贤为所欲为，号称九千九百岁，仅比天子少一百岁，生祠遍及天下。侄子魏良卿获封宁国公，明朝自太祖、成祖后仅6人受封公爵，其中3人还是外戚追封。
思宗朱由检轻松解决了魏忠贤，但整个国家已经元气大伤。在短暂的抑制宦官，东林党起复后，宦官再起，再次诛杀边防大将袁崇焕。内忧外患，明朝灭亡不远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