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宦竖擅权，主昏政乱，天下汹汹，而釜底游魂的权贵，荒淫贪暴，并无悔祸之心。仲长统针对这种情形，著了《昌言》十二卷，在儒家精神中，注入若干法家的因素，议论明切而具体，可以说是救时良药。
《昌言》早经亡失大半，但其断简零缣，今日读来，犹足发人深省。这里只提出他所说的“士有三贱”，让大家来看没落时代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嘴脸，是古今一致的。他说：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
贱是卑贱，即是没有人格。一个时代的完全没落，其根本原因便来自知识分子的卑贱。仲长统在这里，举出了三种卑贱的具体征表。
慕名而不知实
人没有不慕名的。但在衰乱时代，政府、社会，对人、对学问，常常失掉了衡断的能力及大公无私的精神，于是欺世盗名之徒，得以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形之下，便需一番循名责实的工夫，揭穿许多欺盗的技俩，使社会少受一点毒害。但循名责实，首先应对某种实有若干了解。
例如某人值不值得称为文学家，便须对文学有若干了解。某人值不值得称为哲学家，便须对哲学有若干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便应就文学家之名、哲学家之名，和相应的文学、哲学之实，作一番考校。
这在今日，“洋学”最易得名，更须就某人所标榜的那一方面的洋学，找出他的底子，看他洋得道地不道地。但这样作，第一，要有学问上某种程度的修养；第二，要有冷静的头脑，不想凭借他人之名来抬高自己的地位；第三，要勤勉耐烦的求知精神，在表示自己意见之先，作一番探讨的工作。
可是落后而又趋向没落地区的知识分子，既很少有学问上的修养，又懒惰成性，对任何问题，不肯费一分气力，尤其是学问上的问题。但又不甘落寞，总是想抓住他人名誉来出自己的风头，于是自然慕名而不知实了。
社会许多自命为摩登之士，十之八九，都像乡下老太婆朝杭州城隍山的城隍庙一样，见了猫神、狗神、鼠神、蛇神，一律烧香下跪。假定有人说这是不值得的，她可能为了她的信心、面子，而向你拼命。这种老太婆，由猫神、鼠神跪到城隍爷面前，已经精疲力竭，香纸都光了，还希望她到西天去见佛求经吗？
慕名而不知实，会发生三种结果：
（一）假定是一位名实相符的人，他对社会所发生的效用，是来自他的实而不是他的名。但大家只慕他的名，而不知他的实，这便只落得空热闹一场，实际上一无所得。
（二）若是遇着一位名实不符的人，更会因为大家的瞎捧瞎抬而使他神魂飞越，肆无忌惮，便只好愈来愈出丑了。有人把《论语》上的“执御乎”解释成“骑马吗”，也推陈出新地大谈其孔子，叫人看了笑都笑不出来，即是一例。
（三）在此种风气之下，一方面有实而无名的人会受到抑压，另一方面，便会有许多人，不惜违反“实”以在“一哄之市”里去求名。
不敢正是非于富贵
知识分子的卑贱，主要是来自他的没有人格，便一面惧权畏势，即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一面趋炎附势，而“向盛背衰”。颠倒大是大非的都出自富贵之家。不敢正是非于富贵，则极其量也不过是用打苍蝇的方法去掩护老虎。
向盛背衰
人的盛衰，并不一定代表人的价值；国的盛衰，并不一定代表国家的文化价值；古希腊早亡了，难道就可证明希腊文化无价值。“振衰起弊”，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向盛背衰的人，只是由于无智、无力、无品的趋赴，以求个人的“沾光”、“揩油”，决不会吸盛者之所长，以救自己之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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