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80年代早期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令人更加担心人口会在短期内老化。图片千禧世代中许多人背负着高额学贷的重负，工作前景不稳，加上难以负担的高房价，以致少有机会能够储蓄。他们对社会不满，是有多种原因的。
婴儿潮世代的境况则截然不同。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事业一帆风顺，现在退休了还有养老金可以领取。这两种境况之间有许多偶然的联系。
若放任世代之间的不平等继续存在，将逐渐破坏人们所共有的归属感，动摇社会的根基。
此外，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富有国家，世代之间的不平等格外普遍。这些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他们要供养的退休人口数字持续飙高，造成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上升，所以情况也更加严峻。
整体的变化情况令经济出现下行压力，加剧社会不稳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严重。那么发展中国家又如何？
发展中国家面对另一种挑战：未富先老，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大批国民在年老之前已经先富起来。
其中，中国是一个典型例子。邬沧萍是卓越的中国人口学家，1982年她首先提出“未富先老”的说法。 1980年代早期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令人更加担心人口会在短期内老化。
1980年代起中国的研究人员就担心，抚养比高企会阻碍中国社会脱离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让中国无法跻身高人均收入的经济体行列。
现在中国人口超过9％是六十五岁以上。对分析员来说，六十五岁以上的人若占总人口7％或以上，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现在全球平均水平略高于8％。
墨尔本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江诗伦（Lauren Johnston）和北京大学的同事正在将邬沧萍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展。他们希望更好地探讨老龄化对年龄结构及经济格局不同的经济体有何影响。
这就需要作出比较：一种是先富有起来、然后人口结构才变成倒金字塔型的国家，另一种则是人均收入尚未提高、人口结构就先变成倒金字塔的国家。
西欧各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及新西兰就属于前者：先富再老。江诗伦及团队说，有至少26个国家经济较落后，但已经面临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
有鉴于此，你也许会总结说，有了高收入及累积财富作为缓冲，要解决“未老先富”的问题会简单一些；若情况反过来，老龄化来得早过经济腾飞，要解决问题就比较难。但是江诗伦的研究成果并不认同这种结论。
富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原因正是世代之间存在分歧。重新分配财富本可以激发年轻一代的更多活力，给社会带来更多有生产力的人群，但是偏袒老龄人口的政治力量进行阻拦──可是社会此时正需要执行财富再分配，才能供养老龄人口。近期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其他诸如生产力停滞等问题，也困扰着发达经济体。
面临人口老龄化难题的低收入国家也许可以有更多政策可以利用。许多这样的国家仍在发展经济，能够维持较简单的重新分配方法。富裕国家越来越依赖生产力增长，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实体资本和劳动力，才能提高经济。
此外，发展中国家仍然能够维持可观的人力资本、生产力及人均产出。人均产出一旦增加，抚养率飙高对社会的冲击也就不那么大。若有机会消除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意味着比起仍能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低收入国家，富裕国家的年轻人前景更为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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